
1980年代的福建省泉州市晋江,找到了属于那个年代的优势;今天,当经营成本愈来愈高、利润愈来愈薄,那套比较优势正在被挤压,而接替它的东西,还没有完全长出来。这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
说起晋江市陈埭镇,就不能不提到那段神话:这个传奇县城走出26位百亿(人民币,下同,约15亿美元)富翁,还有「每七个人里就有一个是老板」的传言,给人一种遍地金砖、俯拾即是的致富想像。实地走进陈埭,却是一种奇异的反差,没有现代化产业园的气质,一个年产值数千亿元的县域经济体,基建的更新速度远滞后于它对城市GDP的贡献,这里的老板和工人们仍在努力打拚着,他们更需要的是,一座不只为生产而存在、也为生活而建设的城镇。

★制鞋闻名 3大鞋王发家地
据「南风窗」杂志报导,阿成在这个「三大鞋王」发家地陈埭镇做鞋模具加工,算是鞋厂的上游,走外贸路线。去年,他的订单缩水将近三成,以前一笔外贸单动辄8万到10万双,现在客户能下单1万双就不错了。订单的利润也薄了。以前一双鞋的模具能赚八元,现在只剩两元。过去不讲价的海外客商现在也学精了,压价压得更多更狠,「一元、两元也要讲」,阿成说,现在生意难做,有时候接打样纯粹是为了留住客户,不挣钱。
晋江下辖的每一个镇,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阿成所在的陈埭镇因鞋闻名,安踏、特步、361°三家搅动中国运动鞋服市场的企业,全部发家于此。「一镇一产业」密密匝匝,簇拥出一个拥有超过50家上市公司的县级市,GDP突破3800亿元,经济总量跻身全国百强县前三。
但数字之外的陈埭,街道不宽,厂房显旧,电线杆很密,一些多层建筑乍看像民居,走近才发现挂着鞋厂的招牌,前店后厂、厂宅合一,是一种颇为实用主义的建筑。这里更像是一个生长了几十年、从未停下来整理自己的地方。
阿成的工人,没有一个是晋江本地人。陈埭流动的工人来自省外,四川的、江西的、河南的,就连阿成自己也是从闽中来的。20多年前,他在这里打工做鞋,学到了技术,后来刚好有机会,添置了机器,当起了老板,今年已是第十年。
如今的陈埭,挤满了异乡人。除了安踏特步等行业老大,大部分厂子是异乡人来开,最初在这里做鞋的晋江人,如今成了收租的房东。陈埭的土地,尤其是临近主干道的厂房用地,经过几十年升值,已经变成一种稳定的资产,本地家庭拥有厂房的,租给外来工厂主,一年收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租金,日子过得比在一线操作机器要舒坦得多。
本地人的撤退,是分阶段完成的。改革开放初期,在联户集资办乡镇企业的热潮下,本地创业者靠闲钱、闲人、闲房起步,成为晋江制造业的第一代。之后产业扎根,安踏、特步这样的头部企业脱颖而出;更多人手里有了地、有了房,把厂房转让、房子改公寓,渐渐退出生产一线。到今天,晋江本地人大规模活跃在制造业一线的时代已经过去,异乡人填补了这个空缺。

★外来厂老板 从打工开始
颜叔在陈埭开着一家蓝领工人培训公司,在这里付出了20多年青春。他说,外来工厂主很多也是从打工开始,攒经验、攒资金,等到原来的老板不干了,或自己摸熟了某个工艺,就自立门户。但如今,许多在晋江打拚多年的异乡老工人,也开始回流。有人攒下钱,回老家开店建房;有人觉得年纪大了,流水线的节奏愈来愈吃力,即便技术依然过硬,企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抢着要。
另一头,和许多制造业一样,大批年轻人不想进工厂。鞋模具、鞋底、鞋面,这条产业链没有多少岗位是年轻人想要的。家族作坊式的厂子里,工人没有社保公积金,超时工作是常态,这对注重工作生活平衡的年轻人更没有吸引力。老的工人退居二线,新的年轻人不爱这一行。两端都在松动,中间的制造业,只能靠一群流动性极高的外来务工者撑着。
留下来的工人,还面临着一种鲜少被提及的内部矛盾。阿成说,晋江工厂的工资有时是比厦门、福州高,但这个「高」,是靠超长工时换来的,这套用工逻辑在家族作坊里固化多年。也有工厂主想推行八小时工作制,但反对声最大的很可能是老工人,因为他们的工资从1.2万元变成8000元,当然不干。这些在流水在线工作了几十年的人,只认一个逻辑——工资高就行,多干多赚,老家能多盖一间房。改变对他们来说不是进步,是损失。

★若无三角债 生意都好做
阿成说,这些年他跑单跑掉了五、六十万元,「至少一辆奔驰」。跑单,就是货发出去了,钱没回来,常见的理由是,对方称他也没收到上家的钱,资金周转不开。陈埭镇的巷子里,偶尔能看到墙角贴着「合法讨债」的小广告,这种街头广告在很多城市已经消失多年,这里却还存在,因为讨债是一种需求。
「只要没有三角债,生意都好做」,颜叔说。三角债,是中国制造业里的顽疾。在晋江鞋业这样的产业链里,很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通常有帐期。一旦A给B做了货,B的客户C却没付B的钱,B就没法付钱给A,钱就卡在链条的某个节点上,流不动。在陈埭这样高度集聚的产业集群里,每家工厂既是别人的下游,又是别人的上游,一旦某个环节违约,连锁反应便会蔓延开来。
三角债背后,也有家族作坊式经营缺乏财务纪律的问题。比如工厂的钱和老板个人的钱,在同一个口袋里进出,专款专用没有被认真对待。顺风顺水时,这种粗放可以内部消化,而当订单收缩,一个环节的延迟都可能让整条资金链断掉。
在晋江的小微鞋厂之间,合同往往很简单,甚至只是一张订单加上口头约定,真正维系生意的是熟人介绍。当行业进入利润收紧、订单波动的周期,赖帐等风险就开始集中显现。行业整体下行,利润愈来愈薄,部分人开始把挪用货款当短期自救的手段。与此同时,产业集群里人员流动加快,那种创建在长期合作上的信誉约束正在松动。
对大企业来说,帐期不过是财务管理问题。对小厂来说,却可能是生死线,工资要发,房租要付,原材料要买,货款迟迟不到帐,甚至一笔十几万的坏帐,都可能卡脖子。对诚信经营的工厂主来说,一个救急喘息的契机或许是贷款。阿成说,以前中小微企业申请经营贷款很难,「现在条件放宽了,利息也不高,银行会实地看有没有可作为实物抵押的设备」。

●企业转型跨境电商 打开在线出海信道
一条清沟河流经陈埭镇,以河为界,南边的岸兜村,丁和木在这里起步创立了安踏;往东南走到江头村,丁伍号带着361°从这里出发;河的北面有个溪边村,丁水波和特步从这里开始。中国运动鞋服的三巨头,就这样从同一个乡镇里先后走了出来。
创始人都姓丁,在陈埭,「万人丁」表明了大姓巨族的地位,丁氏族人就住在江头、岸兜、溪边等七个回族行政村。而改革开放初期,陈埭镇群众联户集资创办股份合作制企业,乡镇企业热潮逐渐成形。同姓同族、守望相助的宗族网络,在创业初期构成了天然的信任基础和资本纽带。
他们是晋江「品牌立市」口号下最早的一批实践者。1998年,泉州人在一次国际鞋展上发现,晋江运动鞋5美元一双,粘贴外国牌子就卖99.9美元,而展厅中央陈列的全是国际品牌,晋江鞋被摆在边边角角。同年,晋江市提出「品牌立市」。以晋江体育鞋服为代表的品牌崛起,第一步,重金签约明星代言;第二步,上市融资,与竞争对手拉开身位;第三步,跑马圈地,大举扩张门店。
然而,当年借以打品牌的窗口,如今变了,「(只)用过去那一套打法肯定不行」,颜叔说。不只是电视广告的受众流失,春晚广告的主角,都从互联网大厂换成了AI应用、机器人公司等科技新秀。
乡镇制造业有它不可替代的角色,承接大量普通人就业,提供低门槛创业土壤,构建中国出口经济的毛细血管。在偌大的中国,能做到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晋江已属罕见。
2025年,晋江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试图为本地企业打开在线出海的信道。陈埭乃至晋江的小微工厂中年老板们,不仅要一如既往把产品做好,还要学习搞营销,和年轻人抢流量。
走进陈埭镇,在反差之中,感受到的是一种生产实用主义。前店后厂、厂宅合一的建筑相当普遍,便利的是生产,而非生活。时不时出现带罗马立柱的私人别墅,和对面红砖砌的厂房外立面、隐隐的机器轰鸣形成迥异的对比。一个年产值数千亿元的县域经济体,在产业活力旺盛的乡镇,却仍带着上世纪工业化早期的痕迹,基建的更新速度远滞后于它对城市GDP的贡献。
在陈埭镇,对那些住在公寓里、来自外地的工人来说,就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家和根在别处。这种「过客」的状态,也延伸到了那些在这里开厂的外来工厂主身上。他们比工人扎得更深,他们租了厂房,买了设备,积累了客户,一做就是十几、二十年。但高度流动的熟人网络,难以完全替代由家族和宗族编织起来的深层联结,许多任务厂主又很少主动寻求合同、法律的制度保护。
因此,很多小工厂主的生存状态,比想像中更接近工人,而不是「老板」这个词在外界想像中的样子。阿成说,他经常是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那个人,即便买得起特斯拉Model Y,他也在为变薄的利润空间焦虑,为收不回来的欠款懊恼。在吃过亏后,他练就一种识人的直觉,「凭第六感」判断客户靠不靠谱、有没有在吹牛。
晋江曾是产业集群里最幸运的那批种子,在时代红利最充裕的年代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和养分,长成了参天大树。但参天大树之下,是更大面积的灌木丛,即无数个阿成,无数个作坊小厂,随着订单的多少起伏,随着帐期的长短焦虑。他们的存在,从来不是神话的一部分,但没有他们,这座城市的神话也无从成立。
如今,需要被看见的,是每天最早来、最晚走的阿成,是从四川江西赶来、在流水在线熬过漫长工时的工人,他们支撑着这个地方的真实运转。
这里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值得比神话更扎实的东西:一份有保障的合同,一个工时工资合理、可以缴社保的工作,一个不用担心货款打水漂的营商环境,一座不只为生产而存在、也为生活而建设的城镇。让那些日复一日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建设、却始终以「过客」自居的人,在这里更体面地工作,更有尊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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