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中共外交系统发生一起非常荒唐的“雅典事件”。
消息传到国内，让当时主管外交的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非常恼火，将其与美国“水门事件”相比，认为这是中共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
美国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水门事件”，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周恩来将雅典事件与水门事件相比，足见其严重性。
“雅典事件”是怎么回事？
1972年6月5日，中共与希腊建立外交关系。12月2日，周伯萍被任命为中共驻希腊首任大使。1973年3月，周伯萍赴希腊上任，5月便发生“雅典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周伯萍在他的回忆录《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中写道：
“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事毕已是13点15分。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增多，显示有重要外事活动。回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人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的请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的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一看时间离散场只有10分钟，更加着慌，也不看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通知我。我一听也很着急，不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我当时匆忙中未索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道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上车后，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馆。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到希腊不久，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和以色列外交代表都未见过，便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是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
“当时《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作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会，与正待离去的别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匆匆返馆。”
“《纽约时报》记者回去后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遇到罗马尼亚大使。经他提醒，才知道我们昨天走错了地方，在仓促的10分钟内闯下了大祸！”
“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复杂化，我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着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第二，立即向外交部报告错误情况，并作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全体人员通报情况，要求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雅典事件”其错有十
中共一再强调：“外交无小事”。这起误入事件却是在一连串小事上出错而酿成的大错。其错有十：
第一，使馆值班人员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发出的请贴，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发出的请帖。
第二，周伯萍的翻译没有仔细查看请贴，就被值班人员随口一说误导。
第三，周伯萍没有亲自查看请帖，没有对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核实。
第四，周伯萍、司机、翻译，既不清楚科威特大使馆在哪里，也不清楚以色列大使馆在哪里，就稀里糊涂随着人流走进以色列大使馆。
第五，每一个国家的大使馆都有代表这个国家的标识。这个标识有两个最显眼：一是大使馆门前的图文标识，二是大使馆上空飘扬的国旗。周伯萍等到了以色列大使馆，却对这两大标识视而不见。
第六，周伯萍等既不认识科威特临时代办，也不认识以色列外交代表，竟然将以色列外交官误认为科威特外交官。
第七，当时东西方冷战正在进行中，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分属对立的阵营。中共不仅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且坚定地站在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一边。当《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周伯萍不是先弄清楚记者为什么这样提问，而是根据固有的观念，简单地将记者顶回去。
第八，《纽约时报》记者回去后就发表了“中国大使祝贺以色列国庆”的报道。这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全世界都知道了，周伯萍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竟然都不知道。
第九，周伯萍参加完上述活动回到使馆后，也没有核实当天是否有科威特大使发来的参加科威特国庆活动的请贴。科威特的国庆日是2月25日。
第十，周伯萍第二天应邀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参加国庆活动时，周伯萍、翻译、使馆的其他人，都没有发现这张请帖，就是昨天看到的那张请贴。
周恩来的震怒
中共外交部接到驻希腊大使馆的报告后，复电同意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并查询犯错误的详细情况，同时电召周伯萍大使回国，让原定回国参加接待希腊副首相的政务参赞申志伟留馆主持工作。
这样的安排本身就意味着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大使馆的人都为周伯萍担心。翻译尤其紧张，哭着说自己断送了大使的前程。
1973年5月14日下午，周伯萍乘法航班机回国，15日晚到达北京，16日上午一上班，就去外交部报到。仲曦东、乔冠华两位副部长先后与其谈话。他们都说，周大使这次闯了大祸，但态度很好，这样快就回来，事情就比较好办了。由于周伯萍有心脏病，仲、乔特别嘱咐他不要过分紧张，先休息两天，再写检查。但周伯萍不敢怠慢，回家后立即开始写检讨。
5月17日早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王栋到周伯萍家，说周恩来对“雅典事件”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以外交部的名义向中共驻外使领馆发出通报，认定“雅典事件”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周还指这是“周门不幸”。
5月17日上午，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了周伯萍的检讨和驻希腊大使馆的检讨，认为这次错误的确是严重的，但考虑到周的认错态度较好，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建议免予处分。
19日，外交部的报告上报周恩来。周立即批示“同意”。21日签发了外交部的第二次通报。
毛泽东大事化了
5月24日，毛泽东看到周恩来批示的外交部处理“雅典事件”的报告，及所附的周伯萍的检讨和驻希腊大使馆的检讨，亲笔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对所犯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毛的批示转送周恩来后，周马上态度大变，立即批示外交部：根据毛的批示，重新估计“雅典事件”的性质；对周伯萍的检查，按毛的指示给以鼓励；将毛的指示在部内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
5月26日，外交部发出第三次通报，“雅典事件”划上句号。
因为有毛的批示，周伯萍此后不但没有倒大霉，还调任中共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和中共驻扎伊尔大使。
为什么周恩来说“真是周门不幸”？
事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问周伯萍为何周说这是“周门不幸”。周伯萍解释说：“大概是总理盛怒下的宣泄。”“总理是江苏淮安人，我是安徽合肥人，相距遥远，仅在合肥西乡姓周的就有九族，同姓不同宗。”但周伯萍晚年承认，他当年对李先念等没有说真话。
中共建政后，周伯萍长期在粮食部门工作。先后任粮食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采购司、计划司司长，政策研究室主任等。1964年9月，任粮食部副部长。不久，调入外交部，开始了长达18年的外交生涯。
1962年12月1日，周伯萍给周恩来报送粮食调拨计划时，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的家世。周恩来上下几代的辈分排行是骏、贻、恩、秉、国，恩字辈与周伯萍父亲的孝字辈相当，周恩来应是周伯萍的堂叔。
周伯萍怕暴露这层亲属关系，工作上出了差错，给周恩来增加麻烦，因而与亲友约定，闭口不谈此事，如有人问及，坚决否认与总理有亲属关系。当李先念等问起此事时，他也没有承认。
结语
在东西方冷战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共外交官稀里糊涂地跑到敌对阵营国家的大使馆祝贺国庆，上演了一场世所罕见的荒唐戏。中共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为此感到震怒，当在情理之中。
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呢？说到底，还是毛要借此展示，在外交上，毛说了算；尽管周恩来是主管外交工作的，周必须听毛的。
对于毛而言，他想整某个人，可以无中生有，小事化大；毛不想整某个人，天大的事都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毛就是这样玩专制、独裁、极权的游戏的，周恩来只是这个游戏中的一个配角而已。当然，周恩来自己也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阴谋家，此事另叙。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7/8/n1428621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