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人民解放战争”是对历史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栽赃”。
(接上文)
第三、苏军阴谋配合中共抢占东北
众所周知的是，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造反者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要打内战和夺江山的用心昭然若揭。
我们再来看以下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毛泽东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第二、三、六号命令时，就已经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原东北军张学诗部、原东北军万毅部、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所部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决定立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并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随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又在苏军默许下，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并由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飞赴延安。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刘少奇与代表苏军元帅马林若夫斯基的乌兹别克上校会谈。乌兹别克上校公然违背美、苏、中三国的协定，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军队。刘少奇为抓住这一“千秋一遇”的历史机遇，立刻派遣彭真、伍修权等与乌兹别克上校同机飞往东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借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的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又立即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他们扔枪械，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被任命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大炮。至此，中共终于因苏联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而抢进了东北，并且立即得到了大批的军火物资。
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三十万原汉奸军队，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队伍。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上述事实确已证明，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如果开一句历史的玩笑，就是：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的，“由苏军引共军入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万里狼烟中上演了。
第四、中共一再地破坏中华民国的宪政建设，为打赢内战廓清了道路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由于在抗战期间就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公告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因此，如无其它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非但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成功，即军政、训政的结束，和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持续八年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行径了如指掌，又对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夜起，就立即发动了内战的行径历历在目，因此，倘使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竟丝毫没有一举解决中共叛逆的愿望，非但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不尽乎情理。国民党政府在不得不打的情势之下，也只好打打谈谈，甚至在忍无可忍之时，亦想一举歼灭中共以“绝我民族大患”的事实，恰是这种心态的说明。
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他们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份的退让，无非是希望中共能够罢兵休战，以共同参预战后的中国民主宪政建设。
然而，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借争夺受降权而发动内战、抢占东北的一再容忍，中华民国政府为邀请和等待中共参与国家宪政建设所做出的种种让步，非但只能使得已经发动了内战、并已经抢占了东北的中共胃口大开，而且，更为这一伙二十余年来一直梦想要颠覆中华民国的“马列子孙”，一次又一次地送上了天赐良机，直至造成了战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公然撕毁协定，大打出手；战争形势一旦不利于他们时，他们就虚与逶蛇，高喊“和谈”，以积蓄力量，伺机反扑。从而一再地造成了它们在内战中的优势，为它们终于打赢这场内战，赢得了时间和机遇。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反内战，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更不会将中华民国于战后所一再推进的宪政建设，当成他们数度发动和扩大内战的“战机”。
那么，中共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来破坏战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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