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改农场的那段时间，我身高1.72米；而每月粮食定量只24斤，要应付强制性的体力劳动，显然是极其艰难的，因此经常处在饥肠辘辘的状态中。
回忆在龙骨沟劳动，已属强制性劳动；这还不算，龙骨沟又在这个队设置一个看押小组，也就是强制性中的高度强制。组长派曾经是公安部门犯了错误的人担任。这种人厉害得很，一天到晚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斥责我们，我们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
一天我们在队部附近劳动，我借故解大便，暂时离开小组，走到50多步远的地方，见一新挖成的粪池，尚没使用。在粪池码头处，有人拉了三四堆粪；粪池的那端，地势比较低，最深处有一尺深的雨后积水。我发现那里丢弃了一头剖开肚子的猪，真是太可惜了。我在那里休息了将近20分钟的样子，才回到小组，可心中总是在盘算如何将那猪拿来美美地吃一顿。我把这一发现，告诉其他队员，商议如何把猪拿来大家分食。我们队员，大都可靠，唯有那刘德桂一人，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我邀他晚饭后两人溜出去，把猪在清水里洗干净，就地找些枯玉米杆堆起来烧烤。恰巧那天夜晚，队里开斗争大会，斗争那些在劳动中偷吃红薯、玉米的人。队里闹哄哄的，我们可以从容地处理好烧烤的猪肉。刘德桂对我说：“你在这里守着，我回去看看动静。”谁知他回去后，将我们的行为向蔡队长汇报，并领着队长朝我烤猪的地方奔来。
朦朦的月色下，我远远地看见一前一后两个人影直冲我的方向而来，我高声问是谁？也不答话。我见势不妙，忙将猪从火中取出，做好一切转移准备。离开火堆一丈多远的样子，见有一丛杂草，便将猪肉丢入草丛中。
此时，人影爬上斜坡，蔡队长历声说话：“你何宁明好大的胆子，杀死我的猪，在这里烧烤！”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匍匐在地。我说：“蔡队长，我在粪池里发现一条剖开肚的猪，我拣来烧烤吃。”蔡队长硬说我用刀杀死了猪，追问我用的什么刀子，刀藏何处。
我说：“我的确没用刀杀猪。调查清楚了，如果我是用刀杀猪，可以枪毙我。”话音刚落，只听得清脆的一声枪响，并且还发出火花。我立刻吓昏了头，魂不附体地跳起老高，跌倒在地，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莫名其妙下意识地想：有枪的响声，又看见火花，我可能中了子弹；但又马上想到，为何没有痛的感觉？蔡队长厉声呵斥：“还不快起来！”他继续和我争论，在争论当中又朝我开了一枪，真是吓人得很。
蔡队长连续开了四枪，吓得我魂不附体。最后蔡队长对我说：“这里是三岔路口，是队员出工收工必经之地，把你枪毙在这里，吓坏了他们。我要将你枪毙在那偏僻的地方。”我听说他今晚非枪毙我不可，两腿发软无力，站也站不稳，对蔡队长苦苦哀求道：“蔡队长，为了怕饿，偷点东西吃，不致于犯死罪嘛？”
“不行！你犯的错误太大！”我感到讲好话行不通，只好横下一条心，准备一死了之。一想到劳动教养的折磨也实在难以忍受，死了也好，我胆也壮了，腿也不软了。
我问蔡队长准备在什么地方枪毙我？他就说听他的口令，叫我在前面走，他就在后面指挥我向左转或向右转走了一阵。我发现身后没什么动静，遂停下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时只见蔡队长距我四五丈远正在解小便，我也马上报告队长，我要解小便。得到他的许可后，解了小便，继续走。行到两山夹峙的过道，他喊了立定口令，只听得蔡队长在距离很近的地方扳手枪的声音。
他一字一字吐音很清楚地说道：“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月×日对何宁明执行……”我硬着头皮静听他吐出“枪毙”两字结束生命。
良久，蔡队长高声呼唤我的名字，我应声而立。他问我家里有些什么人，我干脆俐落地一一回答。他说，难道你不想他们吗？我说：“想也无用！”他语气缓和地对我说：“唉！家里这么多人，……”。然后两人沿着山坡回队，经过丢猪的草丛时，寻到烧烤的半生不熟的肉，他叫我送到伙房，给大家加菜。
后来听人家说，蔡队长一回队，马上斥责刘德桂，说他险些送掉何宁明的命，在场有很多人都听到。
次日出工，经过假枪毙现场，我寻觅弹壳，拾得二颗，不禁全身发抖，仿佛仍在受死刑折磨！
我自从那次假枪毙后，精神过度紧张，半个月内，头发无缘无故脱了很多，埋下了后来患精神分裂症的病根，吃精神分裂症的药一直到现在，38年了，病仍未好！
作者简介：何宁明，湘籍，百色师专美术教师，已魂归离恨天，再也不会害怕假枪毙了；何况，蔡队长也没要两角钱子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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