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四九年以来，一直是个悲催、多舛的群体，海归的留学生更甚之，此乃海归之殇！
1948年，在北平易手前，尽管整个战局不利，蒋介石还是制订了一个人才“抢救计划”，准备将一批国内最顶尖的学者用专机“抢救”经南京送至台湾，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吃过洋面包、学贯中西的学界精英。岂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蒋介石的美意遭到了多数人的拒绝。大部分人对前途绝望，不愿去台湾那个绝对撑不了多久的弹丸之地，但也不看好中共。其中一些有办法者移居香港或去了美国，多数出不去的，则只能惴惴不安地留下来，听天由命，期盼中共承诺的自由、民主社会能够兑现。而那些已被中共统战了的，则要为民主的“新中国”效力。于是81位院士中仅有10位去了台湾。就连胡适的小儿子也逆父母之意，要坚定地留下来“建设新中国”。被中共挽留的胡适则不为所动，他在离开北大飞赴南京时，留给北大师生一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中共也对还在海外的学子，适时地抛出了橄榄枝，据估计，1949年当时仅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就有5千人之多。有文献报道“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他们中多数人是在韩战开始后被美国阻挠而滞留，经几年的斗争才回到大陆的。美中日内瓦谈判后，从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第一批3位中国留学生回国起，在随后的一年中，大部分愿意回国者都已如愿回国。此后，因国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开始后，除个别人外，就几乎再也没有人回来了。
人到手了，中共开始露出独裁极权的狰狞真面目。那些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学术精英和被“新中国感召”而海归的知识分子们，很快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洗脑、思想改造和批判的泥沼中无法脱身。“割尾巴”、“洗热水澡”、“脱胎换骨”……，花样百出，尽管不断加码地自污丑化，给自己泼脏水还是不能过关。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对他们以批判“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他们无论如何搜肠刮肚地检查都不能过关。他们被打断了“士”的脊梁骨，一时斯文扫地，民国时自恃的清高和傲骨终被涤荡殆尽，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匍匐在强权淫威面前。
1957年的反右运动，毛一下子打了三百多万右派，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知识精英，更囊裹了那些当年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学者教授，文史哲等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首当其冲。他们被送到夹边沟、兴凯湖等集中营强制劳动改造，多数人被暴虐、饥饿致死。位于甘肃大漠中的夹边沟，送去了三千多右派，最后只有两、三百人劫后余生走了出来。很多留学归国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眷顾”，鉴于1954年后回国者，大多是当时国内稀缺的理工科技人才，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中共发文“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他们才侥幸免于罹难。
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浩劫中，他们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们中除个别如钱学森那种手握中共急需的科技，又甘心献身投靠者被保护起来外，几乎所有从海外回国的人，都在通常的“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下，又被贴上了“特务”标签。莫须有的罪名和羞辱，无休止的残酷批斗和酷刑，不少人直接死于暴虐中，另一些人则被逼得只能自行了断，甚至全家共赴黄泉。这些罹难者在离开人间的那一刻，不知对自己当年回国的选择有何感想?
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外行的把持下，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成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大好的时光和精力就被这样蹉跎荒废了。那些经九死一生，侥幸活下来者，也早已身心疲惫，心如槁木死灰，为求温饱挣扎在柴米油盐中，浑浑噩噩地虚度时光。加之铁幕森严，几乎无法了解掌握前沿学术动态，与世界学术水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失去了宝贵的科研灵感和方向，终身碌碌无为，浪费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不少才华横溢者，四九年后再也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科研成果。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当改革开放、国门再开时，面对世界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他们恍如隔世，与那些当年留在西方，已取得卓越成就、成为学术领头人的来访同行和同学相比，才发现已被时代远远地抛弃了。海归之痛，海归之殇！
二
邓小平打开了封闭三十年之久的国门，放出大批学人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留学、访问、交流，以图能学到中国现代化急需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在铁幕内长期被专制独裁洗脑欺骗的学子，来到西方发达国家后，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技、管理知识的同时，也被西方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等普世价值深深地吸引了，于是开始思考国家和自己的前途。随着邓小平独裁、极权面目的逐渐暴露，他们开始意识到，即便学到现代化科学知识，也不能彻底改变国家的面貌，只要中共当权，只要一党专政不改，中国就没有前途，就没有希望。也不少人还寄希望于邓小平的开明和理智，期望在与世界不断接轨的过程中，中国的政体也能逐步被改变。
1989年的国内学运极大地地震撼和鼓舞了广大留学生，他们与国内学子们心心相印，旗帜鲜明地声援国内学运。“六四”的坦克彻底激怒了海外学子，也碾碎了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共尚存的幻想，与中共做了决断的切割。悲愤交加的中国留学生们，第一时间涌向校园、街头，向全世界控诉、揭露中共屠夫们的滔天罪行。虽有个别混入留学生中的特务学生监视和告密，但学生们依然不为所动。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属于公派的J-1签证，还要从中共使馆领取生活费，还是毅然脱离使领馆控制的官办“留学生联谊会”，成立了“中国留学生自治联合会”。
中国留学生的的抗争，受到美国政界人士及民间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考虑到他们回国后，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参议员佩洛希(Nancy Pelosi)首先提出对中国学生的保护法案，要求给所有在美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给予合法居留权，即发放“绿卡”。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该法案，1992年10月9日经老布什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符合申请“六四绿卡”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就有8万之众，加上他们附带可以申请配偶和年龄未满21岁的当时仍在大陆、香港或澳门生活的子女，以及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等大陆人士，还有非法入境者，“六四绿卡”直接及间接的受益者，应有数十万人之多。
六四以后，中共驻美使领馆被留学生们彻底摒弃，他们再也不敢来学校向留学生们兜售中共的那一套邪教，更不敢组织任何向中共效忠的政治活动。直到千禧年前，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再也听不到任何他们的声音，没有了他们的喧嚣和骚扰。
1948年，在北平易手前，尽管整个战局不利，蒋介石还是制订了一个人才“抢救计划”，准备将一批国内最顶尖的学者用专机“抢救”经南京送至台湾，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吃过洋面包、学贯中西的学界精英。岂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蒋介石的美意遭到了多数人的拒绝。大部分人对前途绝望，不愿去台湾那个绝对撑不了多久的弹丸之地，但也不看好中共。其中一些有办法者移居香港或去了美国，多数出不去的，则只能惴惴不安地留下来，听天由命，期盼中共承诺的自由、民主社会能够兑现。而那些已被中共统战了的，则要为民主的“新中国”效力。于是81位院士中仅有10位去了台湾。就连胡适的小儿子也逆父母之意，要坚定地留下来“建设新中国”。被中共挽留的胡适则不为所动，他在离开北大飞赴南京时，留给北大师生一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中共也对还在海外的学子，适时地抛出了橄榄枝，据估计，1949年当时仅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就有5千人之多。有文献报道“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他们中多数人是在韩战开始后被美国阻挠而滞留，经几年的斗争才回到大陆的。美中日内瓦谈判后，从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第一批3位中国留学生回国起，在随后的一年中，大部分愿意回国者都已如愿回国。此后，因国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开始后，除个别人外，就几乎再也没有人回来了。
人到手了，中共开始露出独裁极权的狰狞真面目。那些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学术精英和被“新中国感召”而海归的知识分子们，很快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洗脑、思想改造和批判的泥沼中无法脱身。“割尾巴”、“洗热水澡”、“脱胎换骨”……，花样百出，尽管不断加码地自污丑化，给自己泼脏水还是不能过关。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对他们以批判“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他们无论如何搜肠刮肚地检查都不能过关。他们被打断了“士”的脊梁骨，一时斯文扫地，民国时自恃的清高和傲骨终被涤荡殆尽，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匍匐在强权淫威面前。
1957年的反右运动，毛一下子打了三百多万右派，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知识精英，更囊裹了那些当年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学者教授，文史哲等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首当其冲。他们被送到夹边沟、兴凯湖等集中营强制劳动改造，多数人被暴虐、饥饿致死。位于甘肃大漠中的夹边沟，送去了三千多右派，最后只有两、三百人劫后余生走了出来。很多留学归国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眷顾”，鉴于1954年后回国者，大多是当时国内稀缺的理工科技人才，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中共发文“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他们才侥幸免于罹难。
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浩劫中，他们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们中除个别如钱学森那种手握中共急需的科技，又甘心献身投靠者被保护起来外，几乎所有从海外回国的人，都在通常的“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下，又被贴上了“特务”标签。莫须有的罪名和羞辱，无休止的残酷批斗和酷刑，不少人直接死于暴虐中，另一些人则被逼得只能自行了断，甚至全家共赴黄泉。这些罹难者在离开人间的那一刻，不知对自己当年回国的选择有何感想?
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外行的把持下，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成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大好的时光和精力就被这样蹉跎荒废了。那些经九死一生，侥幸活下来者，也早已身心疲惫，心如槁木死灰，为求温饱挣扎在柴米油盐中，浑浑噩噩地虚度时光。加之铁幕森严，几乎无法了解掌握前沿学术动态，与世界学术水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失去了宝贵的科研灵感和方向，终身碌碌无为，浪费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不少才华横溢者，四九年后再也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科研成果。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当改革开放、国门再开时，面对世界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他们恍如隔世，与那些当年留在西方，已取得卓越成就、成为学术领头人的来访同行和同学相比，才发现已被时代远远地抛弃了。海归之痛，海归之殇！
二
邓小平打开了封闭三十年之久的国门，放出大批学人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留学、访问、交流，以图能学到中国现代化急需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在铁幕内长期被专制独裁洗脑欺骗的学子，来到西方发达国家后，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科技、管理知识的同时，也被西方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等普世价值深深地吸引了，于是开始思考国家和自己的前途。随着邓小平独裁、极权面目的逐渐暴露，他们开始意识到，即便学到现代化科学知识，也不能彻底改变国家的面貌，只要中共当权，只要一党专政不改，中国就没有前途，就没有希望。也不少人还寄希望于邓小平的开明和理智，期望在与世界不断接轨的过程中，中国的政体也能逐步被改变。
1989年的国内学运极大地地震撼和鼓舞了广大留学生，他们与国内学子们心心相印，旗帜鲜明地声援国内学运。“六四”的坦克彻底激怒了海外学子，也碾碎了他们中一些人对中共尚存的幻想，与中共做了决断的切割。悲愤交加的中国留学生们，第一时间涌向校园、街头，向全世界控诉、揭露中共屠夫们的滔天罪行。虽有个别混入留学生中的特务学生监视和告密，但学生们依然不为所动。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属于公派的J-1签证，还要从中共使馆领取生活费，还是毅然脱离使领馆控制的官办“留学生联谊会”，成立了“中国留学生自治联合会”。
中国留学生的的抗争，受到美国政界人士及民间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考虑到他们回国后，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参议员佩洛希(Nancy Pelosi)首先提出对中国学生的保护法案，要求给所有在美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给予合法居留权，即发放“绿卡”。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该法案，1992年10月9日经老布什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符合申请“六四绿卡”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就有8万之众，加上他们附带可以申请配偶和年龄未满21岁的当时仍在大陆、香港或澳门生活的子女，以及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等大陆人士，还有非法入境者，“六四绿卡”直接及间接的受益者，应有数十万人之多。
六四以后，中共驻美使领馆被留学生们彻底摒弃，他们再也不敢来学校向留学生们兜售中共的那一套邪教，更不敢组织任何向中共效忠的政治活动。直到千禧年前，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再也听不到任何他们的声音，没有了他们的喧嚣和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