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读研究生回到了北京。那时文学批评专业的研究生比较少，“六四”学运开始后，我们导师非常明确地对我们说，“你们是写历史的（尽可能地，因为你们这个专业），而不要去创造历史”，但是肯定是忍不住热血沸腾，我们要到天安门广场，每天都去。
集会，声援，发表观点与当时社会的诉求，“反贪污反官倒⋯⋯”。
那个时候文学界有著名作家，如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刘心武，他也与文学界的同仁扛着大旗前往天安门广场。“六四”结束之后他也受到了影响，丢了主编职位。
一个著名的诗人，写了一首歌，“我们走在火热的五月里，我们英勇地走上街头⋯⋯”我们唱着这首歌上天安门广场去声援静坐的大学生。
我们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集中在一片，我们同学都是声援者。我们老师坚决不让参加“高自联”，他说你们去声援、发表演讲都可以。一是不让静坐，第二不要加入大学生联合会。
到五月十几号开始，外地大学纷纷往北京走，声援北京大学生的游行示威以及天安门广场的静坐请愿。外省来的，当时也有加入绝食静坐的大学生。
六月三号下午五点多，我与几名同学，从前门地铁站返回学校时，刚要出示学生证（那段时间无论公交车还是地铁，只要看见校徽，或学生证就不用买票），一个年轻的女售票员对我们说，“不要拿了，不要拿。”她一看我们三个年轻学生就把我们叫过去，低声告诉我们说：“我们接到上级通知了，你们能回的就尽快回去。”我问，“怎么了？”她说，“今天晚上要戒严！”
其实我们对戒严这个词不太懂，完全是啥都没概念，今天晚上戒严，我以为就是包围起来了。
因为我们那一年级几个同学到军队驻地去实习与采风，感受军队生活，刚好是在总后学院。一开春、一开学就去了，跟部队接触很紧密。5月23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恰好在那个里面开的，来了五十几辆特别的轿车，之后学院整个警戒了，校外都警戒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不懂嘛。
回去草草吃了一顿晚饭，我们八点多快九点就走到了翠微路口，现在叫西长安街，那时候西长安街没有那么长，就是翠微路那边，军车、装甲车、坦克轰轰轰轰地就从西边一路往向天安门开。
我们三个同学就跟着军车，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阜新桥、西单，就快要到了新华门，西单电报大楼附近就听到了机枪“哒哒哒哒哒⋯⋯”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枪声，之前看电影知道子弹离人近是什么样的，真实的最近处的子弹声是“啾啾——啾啾”。一个年纪大的老伯大喊：卧倒！卧倒！我们在电报大楼对面的一个胡同里应声卧倒，人多得不行，后边有人趴在我身上，我趴在别人的身上。
我穿着一个白衬衣，小黑的碎花，一天就没低头看自己身上，没有注意。从戒严区往外走就要走出戒严线时，同学看见了，“他们三个活着，出来了！”有个同学看到我肚子上一片暗红红色，都是僵硬了的血，“你中弹了吗？你肚子上都是血！”当时我吓得都手抖，把衣服撩起来，一看肚皮光光的。回头一想，就是卧倒时，不知谁中弹了，我是染了别人的血。
因为我们没能走到天安门广场，到了新华门西边，机关枪响声不断的地方就再也不能向里走了，是第一层戒严，我们是在二层里边，周围的群众让我们该回家快回家，我们就往外走，天已经蒙蒙亮了。我艰难地走到上午九点多，到复（阜）兴医院。刚好在西二环这个边上有一个小医院，当走进门诊大厅里边，摆满了死人，我们刚开始数，数过去，就数了五十多具尸体，一回头，哇，摆满了，数不过来了，他们（共产党）硬说没死人，那一个早晨哪里来的这么多死人？
刚开始我们看着尸体很害怕，当数了一圈又一圈后，哇，我们后边全堆满了，一个一个摆着那里。这个时候一下不害怕了，那尸体各种形状，有大量的血，分辨不出来身份，有年轻的，也有中年人，有些模糊。
我还见证了军车上下来的军人对着围观群众开枪，装甲车、坦克是怎么样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我们一路跟着，亲眼见证了那段令人恐怖的历史。
只要共产党利益受到影响，它们对谁不开枪呢？因为毛老贼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把枪杆子牢牢抓在他们手里，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肆意践踏与蹂躏。
“六四”，如今人们都说是纪念，我认为六四是开始，至今还在进行中，直至让共产党彻底灭亡，并从中国那片土地上消失，从人类中彻底消失，“六四”的使命才能算结束。因此，“六四”不是一个纪念日，而是一直在推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进行中的运动。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6/1/n1426216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