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经常可以见到抨击某某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种售大烟、残害人民、罪恶滔天一类的说辞。谁都不会想到，在公开场合对鸦片表现得如此深痛恶绝的中共，在抗战中竟然曾是种植和销售鸦片的超级大户。
“花蓝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许多中国人都很熟悉郭兰英演唱的这首《南泥湾》，它以动人的旋律歌颂了中共自称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人民却压根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的主要不是粮食，而是鸦片。
由于种植和贩卖鸦片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中共当年统一将它称为“土特产”。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
一、革命的生意经
一般认为，从1940年冬开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就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毛泽东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那时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毛泽东情急之下，将南汉宸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氏掌印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扭转了边区的财政窘境。
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让老百姓把手里的粮食“自愿”地交上来。例如有些地方志或文史资料中曾写道：“群众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这真是绝妙极了！
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民党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氏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民党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
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的“土特产”即鸦片经营”。边区政府里一直有人反对经营这种生意，有几位老同志还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也都是这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为此，毛泽东又召见南汉宸，嘱咐说：“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南汉宸便依靠经营“土特产”筹措到钱财，用这些“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一般认为，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仅一年的工夫，鸦片就解决了中共的困难。1943年2月9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1942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1943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1944年，用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不可没，而得到毛的特别器重。中共掌权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之职。
二、莫斯科特派员日记中的有关记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延安的鸦片交易有详细的描述。他在《延安日记》里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彼得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堿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他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后面附件里的就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挡案中也曾提起浙西根据地也有此行径）。
三、国民政府挡案中的有关记载
鉴于鸦片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
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情。
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
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
1942年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
1942年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
1944年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
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3/2/n1361597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