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毛泽东搞了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先号召党外人士、后号召党内人士帮党整风，鼓励大家给党提意见；当这些意见提出来之后（蛇被引出洞之后），毛立即将“帮党整风”变成“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将向党讲真话的党内外人士（毛眼中的“蛇”）一网打尽。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打倒的最高级别的右派，是正省部长级的高官——中共浙江省长、省委常委沙文汉。
沙、杨、彭、孙反党集团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党内反右运动正式开始。
不久，浙江省党内反右运动取得“重大成果”，打出了一个“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沙就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杨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彭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孙是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孙章禄。
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沙、杨、彭、孙的党籍。此四人成为全国第一批中共党内的省部级右派分子。
在浙江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的12月9至13日，毛泽东一直住在杭州，亲自督阵。会议闭幕的第四天，毛让他的机要秘书叶子龙通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阅看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
12月17日下午和18日，毛召集周恩来、江华等人讨论江华的“工作报告”。23日下午，约江华、胡乔木、田家英谈修改江华的“工作报告”。按照毛的指示，12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为题，发表江华的“工作报告”。
这样，江华的“工作报告”，成为毛指导全国党内反右派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
正因为此，浙江省的沙、杨、彭、孙被打倒，成为毛“全面打响全国性党内反右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是，十年文革结束后，1979年、1980年，中共分别为沙、杨、彭、孙平反。
1983年11月25日。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关于撤销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开除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党籍决议的决议”。其中写道，这四人“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存在地方宗派主义问题，不存在‘共同反党’问题”。
沙文汉被打成右派的四大原因
既然沙文汉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问题，那么，为什么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呢？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毛要把一批想在党内搞民主的高官清除出党。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一再高调地宣传，中共要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但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立即将“自由、民主、富强”的画饼扔到一边去了，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政治运动。它真正要建立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专制、最独裁、最极权的政权。
毛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句话时，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长沙文汉。
毛说：“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这样的问题。”又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甘肃、青海八省区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的，是右派活动。毛还说，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但是，在1957年，在浙江省，省长沙文汉要推翻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领导、要自己挂帅吗？这是根本没影儿的事。这完全是毛妄想出来的，是毛信口胡说八道。
沙文汉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江华的领导、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挂帅，他只不过在党的会议上，就“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缺乏党内民主”等提出了一点意见，要求实行适当的党政分工，扩大一点党内民主，反对以党代政。
沙文汉如毛所说的那样搞地方主义了吗？也没有。沙文汉与杨思一都是浙江人，但在中共建政前的几十年里，他们从未在一起工作过，彭瑞林与孙章禄都不是浙江人，根本谈不上浙江地方宗派集团。
毛要在中共最高层搞独裁。在地方上，对紧跟他的地方大员，他也支持他们搞“独裁”，对那些想在党内有一些民主，党政有适当分工的地方官员，他就认为他们可能想夺权，就胡乱给他们扣上反党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大帽子。
第二，沙文汉是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对地下党有一个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据此，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奉命打入中华民国党政军警特等各个要害部门，出生入死，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
1949年以前，沙文汉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华中分局城工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等，领导了南京、杭州、无锡、徐州、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工作，对中共取得淮海战役胜利，中共军队渡过长江，攻占南京、上海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共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即将夺取全国政权之际，对地下党有一个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沙文汉在中共建政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浙江省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长等。1954年12月，任浙江省长兼省委统战部长。
作为正省部级的省长，按中共的惯例，沙文汉应兼任省委副书记，但他不是省委副书记。1955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成立，省委书记处成为浙江省最高核心领导班子。但沙文汉不是书记处书记。
他分管的工作范围逐渐被缩小，大事小事，都得听从级别比他低的副省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到后来，沙文汉完全被架空，只负责一些接待外宾的工作。
50年代中后期，毛多次到杭州，但每次来的时候，省委都不告诉沙文汉。
到了1957年党内反右，沙文汉被打成右派，撤销省长职务，开除党籍，走完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全过程。
第三，沙文汉是中共党内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
沙文汉，1908出生于浙江省鄞县溏溪乡沙村，早年考入宁波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转入甲种商业学校。1925年4月，加入中共。1928年1月，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29年7月，赴苏联莫斯科马列学院学习。1932年2月，赴日本东京，考入日本铁道学校，并在日本中央大学学习过。
中共建政前，他主办过《立报》、《救国周刊》、《文化战线》、《每日译报》、《上海周报》等报刊，主编过党内秘密刊物《真理》、《党的生活》等。他亲自撰写了大量时事、政治、经济、国际方面的文章。他还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中共江苏省委文委书记孙冶方等开办了上海社会讲习所。
沙文汉少时熟读中国古诗文，精通俄语、日语。他善书法、工诗词、对中国古代史颇有研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殷墟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其发展行程问题》、《奴隶制与封建制分封问题》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手稿14本。晚年写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书。
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是重点打击对象。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大劫难。首先是民主党派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次是无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再其次是中共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打倒之列。
毛泽东整人好抓典型，以点带面。毛经常去杭州，中共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浙江省长沙文汉，自然成了他重点关注的对象。
第四，沙文汉得罪了毛的夫人江青。
1938年的一天，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接到周恩来从延安打来的电报，要省委了解电影演员蓝苹（江青）在上海的表现、社会关系、政治面貌等，并征求江苏省委的意见，蓝苹是否适合跟毛泽东结婚。
上世纪30年代，中共江苏省委实际分管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的部分地区的地下党。作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是上海文艺圈的主要领导之一。他对蓝苹（江青）的风流韵事等，自然非常了解。刘晓向他了解蓝苹的情况后，以江苏省委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了一个电文发往延安。
电文除了谈江青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外，还特别提到，江青在上海跟崔万秋有往来（崔万秋是山东人，留学日本十年，回国后在上海办《大晚报》副刊，捧过蓝苹（江青），后成为国民党要员）。电报的结论是：毛不宜跟江青结婚。
这个电报落在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手中。康生是力主江青与毛结婚的人，不可能将电报上交。但康生将电报内容告诉了江青。从那时起，江青便与刘晓、沙文康等结下了仇。
上世纪30年代，潘汉年、扬帆、沙文汉都曾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文艺圈的领导人，都了解江青。
1955年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副局长杨帆先后被抓捕，都与他们了解江青的底细有关。
潘、扬被抓后，江青到上海，当面交代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要认真追查30年代文艺黑线”，并点了一批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沙文汉。
结语
据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共划了552,973右派分子，其中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
中共当局不承认反右运动错了，而是说“扩大化”了。以96人没有改正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700倍！
“扩大化”了5700倍还不算全错了？事实上，整个反右运动都是错的，只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邓重新掌权后，不愿认错而已。
从中共对沙文汉等四人的平反决定看，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共浙江省委，把沙文汉等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不是按照正常人的思想在行事，而是按照非正常人的思想在行事。这个非正常人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开头就提到的“共产主义幽灵”，“幽灵”这个词，也被译为“怪物”、“邪灵”、“魔鬼”等。
反右派运动的背后实际上是魔鬼在操控。它是魔鬼操控下毁灭中国文化精英的一场害人运动。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4/5/n1421920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