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在去年离开了金融行业，原因是“收入太低”。
他曾在上海某老牌券商做分析师，作为上海本地“985”的硕士毕业生，艾伦在2018年开始工作。
虽然艾伦一入行就遇到了大熊市，但按照当时普遍的职业发展路径，券商分析师在工作两三年后年薪能达到40万，而五年后，成熟的分析师可冲刺百万年薪。
如今，五年节点已经到了，艾伦的月收入变成了四位数。扣掉社保和公积金，一个月到手只有6000多元。上海的生活成本不低，艾伦感到难以为继。
分析师的薪资与创收高度挂钩，艾伦告诉盐财经：“2021年下半年，排名前50的券商佣金加起来，半年可以创收100个亿，（但）现在基本上是以前的1/3。”
投行部门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在深圳某券商投行部门工作的林华对盐财经表示：“基本上年终奖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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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的降薪现象大约已持续三年之久。以高薪闻名的两大券商中，中信证券的人均年薪从2021年的94.7万下降至2024年的77.98万，中金公司从116.72万下降到64.26万，接近腰斩。
各大券商2024年人均薪酬/图源：界面新闻
在多数人眼中，金融仍是一个高薪行业，但身处其中的人，感受却大为不同。行业正在改变，而变化会带来压力，那些曾经接受过良好教育、站在打工人薪酬金字塔顶尖的精英人士，和所有在经济下行中遭受冲击的劳动者一样，面对着降薪、裁员带来的生活断裂，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难以预测的时代里，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
人到中年，我被裁员
如果文字有颜色，“金融”一定是最高饱和度的“金色”，闪光、耀眼。就像电影《华尔街之狼》展现的那样，人们对金融行业的想象总是伴随着小镇做题家的逆袭叙事、夸张的炫富事迹，甚至还有令人侧目的桃色新闻。
但如今，这层金色正在褪去，露出内里的斑驳。
“上学的时候知道金融行业很挣钱，就杀进来了。”2009年，丁茂大学毕业，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大厂的概念，金融是不少高校毕业生趋之若鹜的行业。
2009年，金融是不少高校毕业生趋之若鹜的行业/图源：《平凡的荣耀》剧照
十几年摸爬滚打在一级市场里，丁茂也过上过好日子。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又出现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接着是2018年，“双创”入选年度十大经济流行语。一时间，社会上浓厚的创业风气带动了投资市场。
“那时候房价每年都涨，招人也很火热，到处都缺人。投资公司多，市场上的钱多，创业的人也多。”在这样的环境下，丁茂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头十年。
和所有人预期的那样，他完成了毕业、工作、升职加薪。他自称“农村里出来的”，在深圳一路打拼，进过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做过PE（私人股权），也做过VC（风险投资）。尽管从事的是投资研究，不做具体“业务”（销售类事务），但升到投资总监后，丁茂的月薪达到了3万元。
一份体面的工作，让丁茂在一线城市站稳了脚跟。但从2019年开始，他体验到过去从未有过的波动。最直接的信号是募资变难了。
据丁茂介绍，国内PE、VC机构的募资对象，一般是身家几千万到一两亿的“中小老板”，更有钱的，通常更愿意自己成立投资机构。
但近几年，“中小老板”的投资偏好渐趋保守，他们或退休或出国，甚至直接将公司关门大吉；加上过去不少投资机构收益表现不好，“把牌子做砸了”，导致市场上流动的钱越来越少。
“我们这个行业，钱就是子弹，没有钱你干什么？”
一开始，丁茂的月薪从3万降到1.6万，再后来，他失业了。如今，他待业已有两年，还没有找到新工作。
中年职业危机也席卷着香港的金融人士。
Amanda在香港某大型金融外企工作，月薪近10万港元。今年4月某天，她被拉进一个线上会议，老板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你被裁了。
中年职业危机也席卷着香港的金融人士
全球经济都在进入低增长模式，金融圈裁员愈发频繁，Amanda算不上震惊，只是感到“有些突然”。去年年底，她的公司就传出了全球性的裁员计划，目的是削减成本，“同样一个岗位，如果不是必须放在香港或伦敦这样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它就会把这些岗位转移去印度、马来西亚”。
Amanda的孩子刚出生不久，此前，她在网上热衷晒娃，接到裁员通知后，孩子的身影在Amanda的社交账号上渐渐消失，她开始记录重新找工作的日常，从“母婴博主”直接变身“职场博主”。
再度赤手空拳地求职，她才发现，环境比自己想象的还严峻。Amanda作为在香港金融圈奋斗十多年的精英女性，裁员的落差、再就业竞争的残酷，还有对未来选择的迷茫，全部涌上心头。
变化在加速到来
紧缩是一种氛围，一种气候。通常来说，它不会在一日之内突然降临，但会有某些节点，让人们在回忆时十分清晰。
在投行工作的林华是“95后”，他说，没能赶上最好的时候。
林华主要负责IPO业务，“最好的时候”指的是注册制刚实施那几年。不同于过去通用的核准制，注册制将核准制下的实质性门槛尽可能转化为信息披露要求，审核部门不再对企业投资价值做出实质判断。
2019年3月，证监会发布《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科创板试点注册制；2020年6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创业板改革和注册制试点开始。
双创板块的注册制试点带来了A股IPO市场的阶段性扩容，各大券商也招兵买马，储备人才。根据财新报道，2019年前数年，证券行业登记在册的保荐代表人维持在3000多人，到了2020年，这个数据翻了近一倍，增加至6393人。往后数年，保代人数不断攀升。
情形在2023年下半年急转直下。
2023年8月，A股大跌，上证指数失守3200点，证监会随即发文提出“根据近期市场情况，阶段性收紧IPO节奏，促进投融资两端的动态平衡”。这一背景下，A股IPO数量与募资金额大幅下降，2023年，A股IPO数量从上一年的428家下降至313家，到了2024年，IPO数量仅为100家，募资总额同比下降81.11%。
截至2024年8月27日，自2023年8月27日以来，共计128家公司发行上市，同比减少294家，降幅为69.69%，图为IPO终止企业情况对比/图源：大象研究院
林华理解这样的救市政策。在投资热情总体不高的情况下，IPO融资会分流二级市场的资金，扩容则加剧了中国资产估值的下行。
“中国上市公司数量整体到了比较高的阶段。”他说。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3月底，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量为5414家；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5月9日，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共5416家。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投行项目减少，林华的收入也一并缩水。但比起降薪，更令人精神紧绷的是裁员。
林华表示，过去业内个别券商每年保持着5%左右的“优化率”，这几年，这个数字大幅上升，个别部门达到了15%。
职场人似乎都难以避免“市场火热—企业扩招—市场紧缩—企业降薪、裁员”的行业周期，但如果说丁茂经历的周期时长是十多年，林华只用了不到五年，变化在加速到来。
艾伦称得上审时度势，他大学学的是工科，专业与地产相关。2018年毕业时，他判断房地产行业趋势见顶，转而选择了金融，成为一名券商分析师。
在券商机构里，如果说投行是“做项目的”，那研究所就是“讲故事的”。研究所的工作要求分析师们一边静下心来做研究，撰写专业研报，一边与人进行社交，去基金公司上门路演。他们游走在上市公司与投资方之间，维护资本圈里的人脉，换取消息。
研究所的收入主要来自向客户机构（主要是基金公司）收取佣金，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券商席位进行交易时，需要向券商支付手续费。这部分佣金会按照一定比例支付给提供了研究服务的研究所。
因此，券商研究所的创收与市场公募规模高度挂钩。随着市场交易量的不断下降，可分的蛋糕也不断缩小。
艾伦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分析师的年终奖水平是8—12个月的月薪。2023年，他的年终奖砍半，到了2024年，“基本上没怎么发”。
根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券商分仓佣金收入为67.74亿元，较2023年同期的96.74亿元下滑29.98%
券商佣金率的下降，使得券商分析师的收入再度下滑。2024年7月1日起，《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费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一方面调降了基金股票交易佣金费率，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基金管理人证券交易佣金分配比例的上限。
艾伦说，在部门内，他属于“走得晚”的人，此前近一半人已经离开。大家的去向各不相同，但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没有人能说得清。
积极的信号出现了
2025年4月，各大券商财报陆续发布，多数的净利润实现了增长。向好的业绩之下，人员却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根据界面新闻报道，从2022下半年到2023年、再到2024年，券商行业人员数量持续下降。2024年一整年，数字从35万下降至33.14万，约有1.8万人离开了券商行业，降幅约5.1%。
2024年部分券商合并人员变化数据，2024年一整年，约有1.8万人离开了券商行业/图源：界面新闻
不少头部券商减员凶猛，如中信证券在去年减少了1389人，国信证券减少1259人，广发证券减少1113人。
艾伦表示，他最后在金融行业的那两年，“这个行业对新人的门槛要求近乎苛刻”。他转行去了区块链行业，这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行业，尽管对人才要求也在变高，但不至于卡得过于严格。
他的前同事们，一些跑去香港做金融，一些像他一样转了行，还有一些人从大券商跑到小券商——市场上仍有部分券商选择逆势扩张，它们开出更高的薪资吸引人才，在特殊关头用烧钱的方式烧出行业内的一席之地。但艾伦对此并不看好，他认为，未来，券商的合并是趋势， “蛋糕在萎缩，但还有很多人在里面卷，卷到最后大家都出局”。
丁茂已经超过了35岁，年龄成了他求职路上的最大障碍。“干投资的人啥都会，财务也会法务也会一点，学习能力也很强。”丁茂说，但35岁以上，基本没有人愿意给你机会了。
失业在家的日子里，他目睹许多同龄同行人在尝试转型，做自媒体的尤其多，还有人卖起了网球服。这些人中不乏顶尖高校毕业的精英人士，在现实压力下，也不得不“脱下长衫”。
在香港求职，“35岁门槛”不是一个显性问题，但Amanda也有自己的焦虑。
《蔷薇风暴》剧照
前些年，几乎每个月都有猎头给她发消息，询问是否有意跳槽，涨薪25%是起步条件。现如今，猎头的招呼消失了，轮到她反过来主动求问。
她告诉猎头，自己预期的月薪是8万港元，比她现在的工作减少了约1.5万。但猎头告诉她，有人条件和她类似，过去月薪是十三四万，报的预期薪水却比她低。
“好卷”，求职市场上的竞争，超出她了的想象。尽管不太甘心，听了猎头的建议，Amanda还是把预期薪水再往下调了一档。
如今她30多岁，到了父辈成家立业、安稳度日的年纪，却需要重新思考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是应该主动出击，还是应该先蛰伏几年，找一份低薪工作做着，等周期过去？
“这么漫长的career，到底该怎么办？”Amanda认真地发问。30多岁虽然不算年轻，但人的职业生涯似乎才刚开始，未来还有40岁、50岁，到时候，她又会在做什么？为了迎接自己的40岁、50岁，她又应该做什么？
人类对未来的预测从来都不准确，今天要做预测又比过去更加困难。不连续性，可能会成为人们在工作中的最大体会。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写道：“在21世纪，‘稳定’会是个我们无福消受的奢侈品，如果还想死守着稳定的身份、工作或世界观，世界只会从你身边嗖的一声飞过，把你远远抛在后面。”
他认为：“想在这样的世界过得顺风顺水，需要心态非常灵活、情感极度平衡。人类将不得不一再放弃某些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并要学会与未知和平相处。”
金融人正在经历的阵痛，或许只是这个剧变时代的缩影。
在旧的故事逐渐瓦解，新的故事还没有完全构建之前，一切只能靠个人去亲身探索。好在，变化是唯一不变的。
行业内，积极的信号在出现。2025年第一季度，DeepSeek概念为首的人工智能板块提振了股市行情，投资信心获得了一定修复。Wind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A股市场总成交额为86.9万亿元，同比增长67.44%。
5月7日，证监会发布《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同日，央行宣布将优化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将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5000亿元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3000亿元额度合并使用，总额度8000亿元。种种支持性政策，体现了国家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决心。
2025年5月7日，证监会发布《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林华怀念以前的日子。过去做IPO项目，往往在项目上一待就是一年，为了真正地了解一家企业，他要亲身去到工厂，接触不同生产线的员工、研发人员还有中层与高管。“大家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在奋斗”，当时，他确信自己喜欢这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