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狭小的空间内与十多人共同生活，无论吃饭、睡觉、如厕都没有隐私…，监狱生活让一般民众难以想像，这种失去自由的日子虽是违反法律的赎罪，但似乎也隐藏着罪犯治理的灰色地带，即将出狱重返社会的更生人又该如何面对未来的人生？
狭小肮脏的牢房挤满十多人，长期被剥夺睡眠、灯光终日不熄，环境卫生恶劣，并被迫从事劳动。这是曾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五年的澳洲公民拉达尔（Matthew Radalj）揭露的真实情况。
★行为积分制度 操控心理
BBC报导，拉达尔曾是北京居民，他声称自己2020年在一间电子市场与店主因手机屏幕维修价格发生争执而被错误定罪。拉达尔表示，在被告知「在定罪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司法体系中，为自己辩护毫无意义」后，他签下了一份虚假的抢劫罪供词，希望借此减轻刑期效，最后被判处四年徒刑。
回忆起被囚初始的经历，拉达尔说：「他们在我被关押的第一间派出所里连续打了我两天。我整整48小时没睡、没吃没喝，然后被迫签署了一大叠文档。」
在正式服刑之前，拉达尔说自己被关押在一个独立的拘留中心，在这段「过渡期」中，拉达尔形容囚犯被迫遵守极端严苛的规则，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我们被禁止洗澡或清洁自己，有时一禁就是几个月。连如厕都只能在指定时间，而且厕所肮脏不堪—上层厕所的排泄物会不断滴落到我们身上。」
最终，他被转送至「普通」的监狱，和其他囚犯挤在狭小的囚室，灯长期24小时亮着，连吃饭都在同一空间内进行。
拉达尔表示，囚犯经常遭受心理折磨，其中一项是所谓的「良好行为积分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囚犯每月最多可获得100分，方式包括学习共产党文献、在监狱工厂工作，或举报其他囚犯。一旦累积4200分，理论上便可申请减刑。若以此计算，囚犯须连续三年半、每月获得满分，才有可能达到减刑门槛。
拉达尔表示，这制度实际上被用作心理操控和折磨的手段。他声称，狱警会故意等到囚犯即将达标时，便以各种违规理由扣分，这些违规行为种类繁多，包括囤积或与其他囚犯分享食物、在走廊上「走错线」（偏离地面的画线）、将袜子挂在床上方式不当，甚至是站得太接近窗户。其他受访囚犯表示，这套积分制度是一种「精神游戏」，目的是摧毁意志。一名前囚犯表示，他在狱中服刑五年，从未见过有人真的因为积分而获得减刑。
★日常惩罚 减少食物供应
这种形同虚设的制度让一些囚犯拒绝参加，拉达尔也是其一。因此，监狱方面便采取其他方式施加心理压力，例如减少每月与家人通话的时间，或削减其他被视为「福利」的待遇；但最常见的日常惩罚，是减少食物供应。
多名前囚犯表示，北京第二监狱的膳食主要是浑浊的白菜汤，有时可能会有一些胡萝卜丝，运气好的话才会有一点点肉丝。除此之外，他们还会获得馒头。
其中一名囚犯描述，因为大家长期处于饥饿状态，饮食极度缺乏营养，而且每周只获准到户外活动半小时，导致上半身非常虚弱，但由于摄入大量馒头，腹部却显得异常胀大。
在食物限制的情况下，导致囚犯之间出现权力斗争。拉达尔提到，在北京第二监狱中，原本由尼日利亚籍囚犯负责厨房工作，后来，说中文的台湾囚犯成功说服狱方让他们接管，从而掌握珍贵的额外食物资源。此举引发大规模殴斗，拉达尔亦被卷入其中。他因殴打一名囚犯而遭判独立囚禁，历时194日。
在独居囚室中，拉达尔终于迎来了关灯的环境，却发现自己因为长期身处光线微弱的空间，产生了感官困扰。
每日粮食配给被减半，房中毫无书籍可阅读，也没有人可以交谈。拉达尔就这样被囚于仅约1.2米乘1.8米的狭小空间中，整整半年。
他说：「不论你愿意与否，你会开始发疯，而这正是独立囚禁的本质目的…你很快便明白，眼前这间牢房到底是极小，还是极大。」
他说：「到了第四个月，我开始长时间自言自语。狱警经过时会问：『你还好吗？』我反问：『为何这样问？』他们答道：『因为你在笑。』」
拉达尔透露，中国监狱生活中的另一项特征，是在媒体或官员来访时伪造美好环境。他举例，有一次监狱设置了一间电脑室，狱方宣称每人将获配一个电邮地址，可用来发送电邮，并拍摄三名尼日利亚籍囚犯在使用电脑。「那三人显得困惑，因为电脑根本没有连接网络，但狱警只是叫他们『假装』在使用。」等到拍摄结束，那些电脑随即被用塑料包起来，再也没有被使用过。
★秘密记录 揭露狱内情况
为了揭露中国监狱内的真实情况，拉达尔一直秘密记录见闻，他撕开口罩的内层，在里面写下极细小的字句。狱中有其他囚犯根本无法让家人知道他们被关押的消息，当他们得知拉达尔的行动时，有六、七十个人希望拉达尔出狱后能帮忙联系家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拉达尔将写满笔记的口罩碎片用从工厂偷偷收集来的胶带紧紧包裹，尽可能压缩成鸡蛋大小的包裹，试图在不被狱警发现的情况下吞下肚，却声明失败。
后来在他即将出狱时，狱方交还他初次被捕时所穿、于当时挣扎中被撕破的旧衣。拉达尔注意到外套内衬有一处裂缝，趁狱警不注意，将笔记迅速塞进去，并顺利通过临行前的突袭搜查。
回到澳洲后，拉达尔坦言仍对过往经历心存愤怒，复原之路漫长。他逐一联系昔日狱友，花了将近六个月的时间联系他们的家人，游说大使馆，希望能让他们获得帮助。
「自由带来的是不尽的感激」，拉达尔说，「你会对生活中最简单的事物产生更深的珍惜感。但我也对那些仍被关押的朋友怀有强烈的责任感。」
●10年刑期倒数计时 39岁女囚期待又惶恐
历经十年的牢狱生活，39岁的张怡(化名)准备走出高墙，重返社会，面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即将重获自由的她既期待又惶恐。她怕自己跟不上社会，怕再次受到诱惑，怕辜负这十年的改造。
澎湃新闻报导，2015年冬天，张怡因违法犯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在高墙内的3000多个日夜，是一场与自我、与过往的漫长抗争。
入狱第一天，她收到监狱民警指令，将所有衣物交给警官检查，自己抱着头蹲下，「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成了囚犯。」
一年后，她转入中期服刑所在监区，「最初的半年，每天都想一了百了算了。」张怡回忆，夜深人静，她就盯着监室的窗户，幻想撬开玻璃跳下去。但严格的监管下，她没有轻生的机会。
最让张怡感到难过的是家人。2017年，服刑中的张怡见到了从家乡贵州赶来的父亲。父亲话不多，只是隔着玻璃看着她，未告知女儿自己已是癌症晚期。这是张怡入狱后父女第一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一个月后，父亲离世，张怡深陷自责地说：「如果我在外面，也许能早点发现他生病。」
入狱后，张怡总感觉耳边有人低声说话，她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幻觉。同监室的其他服刑人员开导她，「你可以找民警聊聊，只要你想改，就有机会。」她也发现，警官和她入狱前想像的冰冷粗暴截然不同。
张怡回忆，当时她鼓起勇气对当时的主管民警周警官说，「父母频繁闯入梦里责备我、质问我，醒来后只剩下负罪感，闭上眼就会浮现从前在家里，因一句气话对父亲冷战，或是在父母身边撒娇。」
周警官回忆，那时张怡状况很差，经常乱吼。后来在心理辅导民警的帮助下，张怡逐渐走出阴霾。「我们还让她参加了监狱的艺术矫治，在自编自导的话剧中演绎重生的自己。」
报导指出，张怡只有小学学历，在写改造材料时连字都认不全，需要靠同监室服刑人员和警官帮忙指导。但在监狱教育中，张怡重拾课本，一步步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课程。她说自己最喜欢数学课，学会了小数点和进位后，「至少能把帐算清楚了」。在监狱职业技能培训中，张怡选择了养殖技术，「出去后想养些土鸡，踏踏实实过日子。」
在参加监狱劳动技能培训时，张怡的进步被看在眼里，为了鼓励她，警官让她系统学习管理方面的知识。从那时起，张怡每周都会收到详细任务清单，学习内容涵盖劳动流程、物品管理、统筹安排等。张怡还自己列了详细的计划，「我不允许自己出错，哪怕是弹簧这样的小零件，我都会用小本子详细记录」，确保从收发物品到辅料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精准无误。
报导称，当时有不少服刑人员劳动技能掌握不足，张怡也被安排现场协助，一有空就去了解每个人的操作习惯，发现问题后手把手教导。如果有人不愿意学习，她就耐心开导，「慢慢地，以前好逸恶劳的一些习性都改掉了」。
如今，张怡即将刑满释放。在上海市女子监狱，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内的受刑人会被安排集中参加出监教育，以便更好地回归社会。而如何让他们认识社会、定位自己，是出监教育的内核课题。
出监监组的夏警官说，出监教育中，会创建仿真的小社会，这是让临释人员适应社会的第一步。加速变化的社会将会让她们在心理预期、回归家庭、谋生就业等多方面出现困境，监狱旨在帮助她们克服出监焦虑，并协同社会力量一起帮助她们回归。
和张怡同监室的陈芳(化名)4月中旬出狱。按照惯例，出狱前一日，服刑人员可以享受特别沐浴时间，她们会格外郑重对待这次沐浴，这意味着重头开始。她们会互相道别，但是不说再见，而是说「希望我们永不相见」。
如今张怡也临近出狱，面对即将回归的社会，她既憧憬又惶恐。她不知道如何用手机支付、打车，甚至担心找不到回家的路。即使妹妹会到监狱门口接她，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但张怡仍焦虑：「别人十年都在进步，我好像被时间丢下了。」
她想像过出狱后的生活，但不知是否能够顺利重启人生。她想先打工攒钱，再回乡下养鸡，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弥补对家人的亏欠，「刑满释放那天，最想做的是去看父母，跪在父母坟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