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是先秦职官系统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凭借专有巫史知识，载录和保存文献的职能，以及由此而逐渐获得的话语阐释权力而拥有极其尊崇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文化影响，因而，这一群体历来为研究者所特别关注。先秦史官研究一直是学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和热点话题。纵观近百年来的先秦史官研究，尤其是现当代，在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推动下，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科研成果。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没能对先秦史官文化的动态发展轨迹作出整体性的观照和研究，对先秦史官的精神品性内涵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发掘和展示，等等。
过常宝先生《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一书以司马迁以前的历代史官及史著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一时期尚属于“原史”阶段，在文化形态上与后世史官有着显著的不同，其特点是，史官凭着“巫史不分”的宗教文化背景，从史实载录工作中发展出见证天命、裁决社会的话语权力，它的代表性历史事件就是周公摄政称王和制礼作乐。孔子以传《春秋》而成为“素王”的观点，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一原史文化传统的认同。作者对这一文化传统的体认、考证，以及对这一文化传统各个发展阶段的描述，都是切实而明晰的。“原史”文化现象的提出和考实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作为上古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理应受到特别的重视；其二，上古时代的各类史官文献以及撰述观念也都与此有关。这些文化现象和文献本身又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本书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原史文化现象，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创新意义。
在具体的研究中，本书显示出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理论和考证并擅长的特点，无论是在文化现象描述还是在文献解读方面，都有很多独到而精当的见解。概言之，本书主要的学术成就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细致而准确地描述出原史现象的发展过程和文化特点。书中认为，史官实际上是从原始巫师中分化发展而来的，在司马迁之前始终具有宗教身份。史官由于掌管着宗教文献，由天命神意的见证者、阐释者，渐渐拥有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巫史传统。这一说法揭示出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在一些关键性的具体问题的解释上，亦颇有新的发明，如周公摄政与政教分离，作者认为周公摄政称王实质上是周公对“政教分离”的一次文化变革实践，周公独领教权，成为宗教领袖；成王执掌政权，是为行政元首。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周公最终返政于成王，宣告了这次短暂的政教分权改革的失败。再如关于史官的产生，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春秋史官的社会政治意识，公羊家的“素王”观念，司马迁在集权专制下撰成“谤书”等等论说，皆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作者对这一原史文化现象的揭示和描述为本书相关的文献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二，作者对史职的文化功能和史官的话语权力有着很好的把握。作者认为，史官是与文献同时产生的，从甲骨卜辞、卦爻辞、谣占歌辞到《尚书》、《春秋》、《左传》等等，都是史官沟通天人的职业性行为而产生的巫史文献，而在这些文献中所隐藏的神秘禁忌、礼仪观念、道德理想，以及它们在文献中的各种实践方式，则是史官话语权力的历史呈现形式。战国和西汉时期巫史文献的经典化、政治化运动，使得史官话语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而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如作者认为，公羊学家将《春秋》看作是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在“微言大义”的理论原则下，董仲舒从天人关系理论到现实按狱断案，在各个层面上对《春秋》的意义作了最大限度的阐释，在社会实践中再现了原史的政治文化功能。书中这些论述从制度上追溯了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起源、合理性、社会功能及其发展方向等，合情合理，有着一定的历史文化逻辑性。
三，本书对史官文献作出了相当系统而精细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作者对史官文献的界定持广义的观点，对前人所谓的“六经皆史”的说法也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些创见非常符合古代文化发展的实际。书中关于史官文献研究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文献的生成过程和文体特征；2，话语方式。在第一个层面上，作者主要揭示了史官职业行为方式下，各种史著文体的产生原因和文体特征。比如，考证出了春秋时期史官因“承告”和“传闻”两种载录制度，分别形成了“典策”和“简牍”两类不同的原史文献，“经据策书，传凭简牍”，由此而形成了《春秋》和《左传》两种不同的述史方式和文本形态。该说法在书中论述周详，考证严密，基本上解决了长久以来关于《春秋》和《左传》的文献性质及两者关系的纷纭聚讼，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此外，关于《诗经》、《论语》、《战国策》等多种文献，作者都提出了较多新颖的观点。在文体特征和叙事方式等方面，作者主要从史官的职事和观念出发，对主要的巫史文献作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先秦文学的深刻认识。在第二个层面上，作者主要探讨了作为具有宗教色彩的职业性文献，是如何被融进、展示史官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观念，并进而形成话语权力的。如“春秋书法”，作者认为，就是春秋史官们借助巫史的神圣性传统，通过有选择的呈告方式，昭示种种有意义的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年节时序、常事不书、隐讳等细微的变动，暗示自己的褒贬态度，推行一整套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原则，从而建构了史官自己的话语权力。另外，在关于《左传》的因果叙事、“君子文化”、《史记》的“文化复仇”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研究也都很有典型性。作者所揭示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话语权力构成和展示方式，对我们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本书还从社会交往、认同的角度论述了原史文化对各类著述行为的影响。比如君子文化与“立言”传统，作者认为，在史官文化和诸子文化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君子文化过渡阶段。史官立言的传统在春秋时代催生出“君子”这一社会群体，他们主要是有见识的史官和卿大夫，但又不限于史官和卿大夫。“君子”是春秋时代能立言的人，他们思想的出发点是礼仪，而真正关心的却是现实社会的秩序和规范，无论是在天道自然，还是在政治、道德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君子立言，成为春秋时代文化创造的主要方式，尤其是以评论史实为内容、以征引为立论手段的立言，更是开后世儒家援经傍史、述而不作的先河。又如，对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孔子“述而不作”，战国时期的诸子论著，汉代的公羊学术等，作者都能从巫史文化和文献的影响上，予以阐释，从而揭示出了巫史文化是如何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者还从巫史传统中的周公、孔子对“文”的文化实践出发，探讨了“道统”观念的形成过程，准确地阐释了“道统”的精神依据和历史内涵，并指出原史精神以及原史文献，正是道统观念的文化渊源和终极依据，后世一些以道自任者，如司马迁、扬雄、韩愈、朱熹、王夫之、康有为等人是熟谙其中秘密的。这些创见对我们深刻地理解这些知识精英的文化心态和精神依归，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
本书对古代原史文化和原史文献从各个层面上，作出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对相关学术史研究有着重大的突破，并对多个论辩不休的传统课题有所澄清。然而，由于研究的范围较广，牵涉的问题较多，理论体系比较庞大，且论述较为复杂，所以本书也存在着些许缺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一些具体的论述还有待于充实，如关于卜辞、卦爻辞、《尚书》等的研究过于简略，还有一些文献如《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相关文献未能涉及到；二，作者对各类文献的文学性研究尚不够充分，诸如叙事形态的进化，部分文献如《尚书》、《国语》的编纂过程和文体特征等，都还不够清晰；三，作者的理论框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比如君子、诸子和汉代学者所形成的经典阐释学对广义的原史文化也有重要贡献，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然而，瑕不掩瑜，毕竟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作者做到了理论和实证相结合，传统文献和考古材料相并用，充分尊重并且广泛吸纳了海内外的大量科研成果，遵守学术规范，慎重、认真地处理了各类文献资料，学风严谨，论断平实，行文流畅，提出了许多拨云雾见天日的真知灼见。
总而言之，本书以司马迁之前的史官群体及相关文献作为整体观照和考察的对象，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甲骨卜辞、刻绘图画、《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传》、《老子》、《论语》、《战国策》、《史记》等文献的生成过程、文体形态、叙述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特征，揭示出了它们各自所承担的原史文化功能，将先秦史官文化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研究境界，为我们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上古文献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本书是一部体大思精、创见迭出的力作，它开启了一扇研究先秦史官文化的新天窗，相信读者览阅后，对于开阔相关研究的视界，澄清旧有的学术观念，探求鲜活的研究思路，定会大有裨益的。
（《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过常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