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一位天真的孩子向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位父亲带着这个问题，于国破家亡之际，创作了《为历史学辩护》，这位伟大的父亲就是法国年鉴学派“开山鼻祖”之一——马克·布洛赫。无疑，有人会认为孩子的问题未免过于幼稚，可“童言无忌”在布洛赫看来正中要害，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学者。
《为历史学辩护》虽然是一部遗稿，还是一部残稿，但作为布洛赫人生的最后一篇伟作，是他丰富阅历的结晶，是“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他的文章，非常的沧桑，非常的酣畅，其文字精淳闳约，波澜老成，令人大有“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之感。书中没有令人望而生畏的长篇大论，而是娓娓道来的心得和思想，曾被人誉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后代年鉴学派发扬光大的总体史学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寻觅到渊源。“老当益壮”的历史学科在布洛赫的笔底下生机勃勃！
一、历史的考察
《为历史学辩护》从布洛赫幼子无意的发问入手，为史学无可比拟的价值作了一番慷慨激扬的论述，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历史与人类、历史与时间的种种纠葛，并介绍了历史的考察、历史的考证。
弗朗索瓦·西米昂曾说过：“对历史上人类全部活动的认识，包括对当今人类活动的认识都是对其活动轨迹的认识。这就是历史考察的特性，即使是看来没有错误且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经过适当分析后才能说明问题。”他与布洛赫相似，极为推崇历史的考察与考证。虽然布洛赫反对实证主义史学，但他并不轻视史料考证工作，他是一位擅长运用史料的中世纪史专家。
历史学涉及面极为广泛，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就说：“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史学是一门微妙的艺术，也是一门理性的艺术，面对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资料，甄别尤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以司马迁为代表“直笔”传统与德国兰克学派“秉笔直书”大同小异。
历史的考察方法有很多，如校勘、辨伪、考据、理较法、本较法、计量考证法等等，其中考据学自首次映入人们的眼帘就经久不衰，为学者津津乐道、奉为圭臬。考据学的鼻祖查理·西蒙认为考据学离不开“历史怀疑论”，米歇尔·勒瓦瑟这样为它辩解：“善于质疑问难而不轻信盲从，才称得上思维严谨，这离不开考据学”，用埃里斯的话说就是，考据学犹如一支火炬，照亮了黑暗的历史长廊，使我们能够辨别真伪。
二、史之所是与其之为用
史之所是与其之为用是“物质”和“意识”两个层面，依据唯物主义观念，物之所“用’为其所“是”决定。
那么究竟历史是什么，古今中外，众说纷纭。
历史学，研究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变迁过程；或者说，历史是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过程；又或者说，历史是人类充满矛盾的活动与成长的过程。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有云:“史之为务，申以为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他将历史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他偏重于历史的主观意识。傅斯年则将历史归结为史料，他说：“近代的历史，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的回答基本上是乐观的，但是，诚如他在《为历史学辩护》的导论中所言：“当一个年迈的工匠扪心自问，花一年的精力从事这个行当是否值得之时，他心中难道不会产生一丝困惑吗？”布洛赫心中的困惑何尝不是许多学者的困惑？遗憾的是，布洛赫的这篇著作并未给予充分的回答。我“寻寻觅觅”却“冷冷清清”，但关于历史的功用，不少学者都有自己的高见。
远至古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曾说过：“历史之最高职能在赏善惩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英国历史学家伯里1903年剑桥就职演说的结束语是：“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但至于历史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众多学者莫衷一是。历史与人的关系上，存在主义者萨特说：“（人的）本质在于历史”，人的本质是历史地获得的；同时卡特·雅斯贝尔斯说：“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呢？因为人生是有涯的，不完全的，同时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所以他就必须通过时代的变迁才能领悟到永恒，这也是他达到永恒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充当了人类达到永恒的“桥梁”。晚清学者梁启超道：“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这应该是对史学的最高评价了。另外，如柯林伍德、克罗齐、雷蒙·阿隆提出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等更是耳熟能详。
然而，现在的史学偏重于学术而忽视了经世致用的传统，张耕华的《历史哲学引论》认为，史学的功用性是指：“通过对事实间的因果联系进行解释，尽可能的满足日后各种可能的需要，达到垂训的意义，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要向社会和个人展示它的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庞卓恒在《史学概论》概括起来，就是“鉴往知来”，一、“以史为鉴”——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二“继往开来”——陶冶人类精神品格；三“温故而知新”——传承文化财富。所以说历史是现实的模型，一切现实中发生着的事件在历史中都有其“投影”。
三、新一轮的思考
近来有学者提出“除史无它学”，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不谋而合。认为历史是一切学科孜孜不倦的源泉或许有些夸张，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管是物质方面还是意识方面都可以归为历史的“囊中之物”。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历史作为客观的事实，它如“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既充满“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喜悦亦不乏“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伤。现今，商品化无情地冲击历史这一古老沧桑的大厦，史学昔日高贵的价值观被无情地抛弃着：抄袭剽窃的学术腐败日益盛行，形成多米诺现象；有的人学术职称提高了，但学术水平“原地踏步”，即使学术水平提高了，学术涵养并未提高；更有甚者，某些自作聪明的史学工作者随意调侃历史，遗忘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史家之笔，警世之言”的道理。种种丑陋行径与史学“彰善瘅恶”、“扬清击浊”的史学价值是南辕北辙的。这些丑陋行径“毁人不倦”——不但毁了学生，而且还连带毁掉教师。既伤害了朝朝暮暮敬仰历史的人，也为那些对历史“持怀疑论者”提供了口实。“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而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历史学家正该放下假天使的架子，少一点评判，多一分理解，对古人表一种同情。这就要求历史学家提高史学素养，肩负时代使命。
诚然，现阶段，历史的伟大功用有值得怀疑之处，但全盘否定纯属无稽之谈，极端地说，史学可以一无所用但决不是一无是处。为历史学辩护不是否定历史而是呼吁人们正视历史。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前言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项极抽象的研究”（这里指史学）并不是在事先确定了其最终可能“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的前提下进行的，欲探讨史学的用处，必须超越狭隘的功用视野，在一个更广阔的精神高度，即如尼采所说“历史服务人生”的视野中探讨史学在人类精神领域中可能的思想、认识功能。
其实，就历史本身而言，是无所谓功用的，其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驾驭它的人。《为历史学辩护》的译者张和声在后记中写道：人，是历史的囚徒；历史，终究是难以忘却的。的确，历史无法忘却更不能忘却，历史总是在偶然与必然的相互作用下曲折前进。
历史的最终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生产资料的发展，是决定历史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涵盖历史一切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众所周知，历史上大事的发生总伴随着历史性地转变，尤其对各国力量的对比。例如三次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但显而易见它们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胎儿”。毫无疑问，讲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历史事件的决定性因素是无可厚非的。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折戟沉沙”的史学定能熠熠生辉！关爱史学，尊重现实，使史学在潜移默化中服务社会，影响整个人类！
参考文献：
1、马克·布洛赫张和声译《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社会文献出版社
3、庞卓恒、李学智等《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4、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5、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6、《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7、《社会学家茶座》第二十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出版社
9、贾东海等《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0、姜义华赵吉惠等《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河北教育出版社
12、柯林武德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
13、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08级历史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