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寿宁待志》的出版及受关注情况
《寿宁待志》刊于明末，竹纸印刷，不知确切地点，有人认为即刊行于寿宁任上之福建，是时寿宁所在的建州为全国主要的版刻中心之一，冯氏藉此优厚的条件，刊刻于此时不是没有道理；也有的认为是寄回老家苏州刊刻的；还有的认为和冯氏的其他许多著作一样刻于日本，因为目前国内没有找到相关版本，原刊本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据笔者综合考察认为，《寿宁待志》应刻于寿宁任上，原因有三：其一，《<寿宁待志>小引》作于崇祯十年孟春，这年冯梦龙还在寿宁任上，文中充满了“以待其时”、“以待其人”的语气，所待者当然是寿宁之人，其中还特意对自己“亟亟乎《寿宁待志》之刻”做了解释，而没有把书寄回老家刊刻的交待；其二，建州有着优越的版刻条件，冯自不用千里迢迢寄回苏州刊刻，再者说《寿宁待志》乃寿宁县志，即使回苏州刊刻还要寄回，岂不费事；其三，徐火勃《徐氏红雨楼书目》卷二“史部”中载有《寿宁县志》二卷，署名冯梦龙，应是《寿宁待志》之误记，可见徐氏藏书中已有此书。综上所述，《寿宁待志》实刻于寿宁任上期间的福建。
全书分上下两卷，分装四册，字数在五万左右。国内现有1983年陈煜奎据微缩胶卷校点交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寿宁待志》排印本，以及海峡文艺出版社所出版“冯梦龙丛书”中的《寿宁待志》等单行本；另有多种全集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的《冯梦龙全集》影印本，同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亦有《冯梦龙全集》排印本，还有2005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冯梦龙全集》排印本，2007年凤凰出版社（原名江苏古籍出版社）《冯梦龙全集》排印本等。
随着《待志》的出版，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在冯梦龙研究及方志学领域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林英、陈煜奎所做的《<寿宁待志>前言》是较早论述《待志》相关内容的文章，其后学者又从冯梦龙在寿宁的善政角度对《待志》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述，其中的八首诗作也被视若珍宝。与此同时，台湾学者马幼恒在《冯梦龙与<寿宁待志>》一文中质疑该书的真实性，亦是一说。但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多不是过于单一，就是流于通识性、推介性的介绍。下文基于以上不足，将对《待志》一书做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
2．《寿宁待志》的体例及创新
编修方志，必须要依据一定的体例，体例是材料组织和分类的相对固定形式。方志体例是志书表现自身内容特有的，不同于其他著述方式的体制。它能够贯彻修志宗旨，适应内容需要，使方志编纂更加条理化、系统化和规范化，具体体现在志书的门类、体裁、结构、文字表述等各方面。
“曷言乎待志？犹云未成乎志也。”这是冯梦龙自己对志名“待志”的解释。他以一种“与其贸焉而成之，宁逊焉而待之”的谨慎态度编修这部县志。在他看来，“一日有一日之闻见”，无论生命的个体还是皇皇宇宙都是在不断地更迭变化之中，所以要“以待其时”；“一人有一人之才识”，个人的才能和识见都是有局限的，不能妄自称大，所以修志要“以待其人”，不可草率为之，要通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把修志事业做到更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冯梦龙对于修志事业的谨慎和谦虚。他修志的目的也是明确的，认为“往不识无以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历史负责的认识，他才以“略旧所存，详旧所阙”作为修志的标准加以执行。《待志》有详有略，着重叙述冯梦龙自己任上之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既简约又富有第一手史料价值的方志。
方志从所叙述的时间断限考察，可分为通纪体和断代体两种。通纪体以一地建置之始或事物发端开始叙述，至志书搁笔之日为止，统合古今是此类志书的基本特征。而断代体志书则仿照班固《汉书》等正史断代史，只叙述一定时期内本地各方面情况的志书类型。《寿宁待志》即是一部断代之志，其时间上限应是“旧志终于辛卯（万历十九年，即1591）”后的万历二十年。《待志》所录从时间看也再没有早于这个时间的，如《赋税》只对“万历二十年后加裁之数详著于后”；《官司》中知县始于万历二十年前后在任的戴镗，教谕始于林士超“繇举人万历二十四年任”，训导始于陈一鹤“繇岁贡万历二十年任”，典史始于霍廉“繇吏员万历二十三年任”等。下限则为冯梦龙任上之崇祯十年，除了有“小引”中的落款“崇祯十年春孟”为证外，《寿宁待志》卷上《香火》中尚载有“崇祯十年正月，余因马仙宫僧徒不和，为之改门右偏，而左偏有屋料未成，系凶方不可建竖，余为移置于山川坛，”之事；《赋税》一节“借扣”中亦有“崇祯十年，奉文为遵旨从长榷画事，十年分生员优免再扣一年”；《劝诫》“耆民”中有名为缪涧三者于“崇祯十年春”冯梦龙任上所举等。
断代体方志一般以“续志”为名，所叙述的时间始于旧志断修之后，止于续修时的地方情况。而冯梦龙修志以“待志”为名而不言“续志”，摆脱窠臼，确是一大亮点，包含了如上所述冯氏对人生宇宙的深刻认识和谦虚态度。续志在类目设置上大多沿袭前志门类及体制，但因《张志》、《戴志》皆淹没无闻，所以不能断定《待志》在这方面的因创是怎样的。
《寿宁待志》的叙述整体上横排门类，纵贯时间，遵循依类系事，事以类聚的原则。结构大体由“小引”、“正文”、“附旧志考误”三部分构成。小引即该志序言，冯梦龙在小引中除了对取名“待志”做了解释外，并阐发了自己的方志学见解。正文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疆域、城隘、县治、学宫、香火、土田、户口、升科、赋税、恩典、积贮、兵壮、铺递、狱讼、盐法、物产、风俗、岁时等十八目，下卷包括里役、都图、官司、贡举、坊表、劝诫、佛宇、祥瑞、灾异、虎暴等十目。内容涉及地理、政治、经济、教育、人物、军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自然灾害等多方面。但其中也多有缺略，比如没有“艺文”类，冯梦龙自己的八首诗和文告、条陈没有单独一目，而是按照一事一附的原则，嵌于各篇之中。附旧志考误所列六条，主要是针对《戴志》中存在的讹误进行的增改，从中更可进一步看出冯梦龙修志的谨严态度。比如“西北到庆元界九十里”《戴志》讹作“政和一百里”，冯氏认为是“失于核实”，另外如“失于遗漏”，“失于笔误”，“失于土授者，悉宜考正。”特别是对叶朝奏在修《戴志》时所表现出的“贡谀戴令，叙事中多称功颂德之语”表示不满，认为“殊乖志体”，“宜直载其事，稍删赞美。”这也正是后来章学诚所提出的“志属信史”的要求，即要求修志者具有史家的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能够秉笔直书，真实客观地记载一地的情况，“苟于事实无关，虽班、扬述作，亦所不取”（章学诚《修志十议》）。
从志目结构考察，《待志》为平目体方志。早在晋朝时常璩的《华阳国志》即为平目体，因结构简洁清晰，适合用于撰写内容和字数都较少的志书。该体式宋元以前应用较为普遍，清中叶以后逐渐减少。就明朝方志修纂而言，成化至正德年间是明朝修志的蓬勃发展期，在以总设地理、田赋、建置、秩官、祠祀、人物、艺文诸志等类目下分细目为标志的纲目体发展迅速的同时，原有的平列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市镇、户口、徭役、科举、风俗、文苑等的平目体也继续发展。但到了嘉靖至万历时期，这一阶段纲目体逐渐取代平目体而成为志书体例的主流。冯氏选择平目体完全是基于寿宁偏僻山城，又为断代之志，确实不需要结构庞杂的纲目体，只需平目体就能够勾勒出此一段时间寿宁具体的县情。再因为文献莫征，资料匮乏的缘故，《待志》也并不是一部完整的志书，而是冯梦龙草创的与其任内政事有关的断代之志。
（作者单位：浙江省桐乡市现代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