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学者的活力在哪里？在无穷的追问里，在不停的探索中。如果停滞了追问和探索，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也就基本结束了。
这里有两个无穷追问和不断探索的例子：一个是李约瑟难题；一个刘明武难题。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印度文明中成长？”这是李约瑟难题。这一难题是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出现的。
“如果说中华文化在根本上有问题，怎么会有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如果说中华文化在根本上没问题，怎么会出现‘东也敢打西也敢打而且谁都能打败’的悲剧？”简而言之，就是“没文化，中华文明从何而来？有文化，为什么会落后挨打？”这是刘明武难题。这一难题是在《清源浊流：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一书中出现的。
李约瑟，英国科学院院士，一生都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产生的理论基础。“原来有，如今为何没有”，李约瑟提出了这道难题，但没有回答这道难题。
刘明武，中国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在追溯几个“为什么”。“有！为什么有？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怎么产生的，背后的思维方式是什么，背后的行为方式是什么？”“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背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什么？”“领先于世界与落后挨打，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会是同一个文化孕育出来的吗？”刘明武提出了这道难题，也回答了这道难题。
当然，李约瑟的“难题”和刘明武的“难题”，也不仅仅只有李约瑟和刘明武两人所想到，深信近代以来不少知识者心里也会有这样的“难题”。对于这一“难题”，李约瑟没有继续追溯，他只是将它作为重大的思考题留给了后人，尤其留给了中国的断探索者；然而，后者则不同，刘明武为回答难题，用十年的功夫，写出了《清源浊流：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这部著作，智慧地回答了这一系列难题。
二
中华民族前后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在古今中外的对比研究中，刘明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种果，一种因；两种果，两种因。但这不是积善有余庆积恶有余殃式的因果报应，而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普遍存在的谁也不能超越的逻辑法则。凡事必有因，这种因果关系制约着宇宙，也制约着我们人类。中华民族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就是由两种文化造成的。
源头的中华文化即中华元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优秀的中华元文化孕育出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如果一种文化从源头就有问题，就不可能孕育出领先于世界的文明。
理性的文化批判，应该对文化的开端与演化进行基本的区分，即对文化的源流进行基本的区分。刘明武认为，问题出在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上，这种失传与变质是中国落后与挨打最根本的原因。
刘明武在书中谈到，只要认识了如下几个基点，就可以对源头的中华先贤与中华元文化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其一，这里没有神赐的伊甸园。在希伯来大地上，亚当与夏娃一出世，就有一个神赐的伊甸园。伊甸园里瓜果飘香，应有尽有，用不着动手动脑，用不着发明创造，就能坐享幸福。
与古希伯来文化相比，中华大地上从一开始就没有神赐的伊甸园。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先贤，必须动手动脑，必须发明创造，才能过上好日子。一没有人格神，二没有神赐的伊甸园，这“两个没有”决定了中华先贤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一定不同于亚当夏娃。这“两个没有”是认识源头中华先贤和源头中华文化即中华元文化的基点。
其二，这里有动手动脑的典范。没有神，就不能依靠神。没有神，只能依靠人，依靠善于动手、善于动脑的人，依靠理性而智慧的人。中华大地上的难题，都是由人来解答的。
天上的天文由人来观测，地上的洪水由人来治理，火由人钻木制取，巢由人构木建造。在中华元典与诸子百家记载里的中华先贤，个个都是用发明创造解答难题的典范。伏羲氏发明捕鱼狩猎的网罟，神农氏发明农耕的耒耜，黄帝发明舟车、弓箭、臼杵……三皇五帝名下都有发明创造的伟大功绩，每一项发明创造都史无前例，每一项发明创造都解答了生活、生产中的重大难题。一道道生活、生产中的难题，都是由人来解答的。
《逸周书·谥法》：“德象天地曰帝。静民则法曰皇。”没有利于天下的大功绩，在起初的中华大地上，是不能称皇称帝的。在早期的中华大地上，称皇称帝者，个个都是动手动脑、发明创造的典范。善于动手动脑，善于发明创造，这两个“善于”，同样是认识源头中华先贤、源头中华文化的基点。
其三，同样的问题，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宇宙的起源与演化”与“人生以何为坐标”，这两大问题是每一个优秀民族、每一种优秀文化必须回答的问题。
这两大难题，古希伯来文化是以万能之神解答的。《圣经》中的神，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包括一男一女在内的整个宇宙。神用十条戒律解答了人生的坐标问题。十条戒律，就是著名的“摩西十戒”。
这两大难题，佛教文化是用一个“空”字解答的。空生四大地火水风，地火水风组成了宇宙，组成了人体。成佛须大彻大悟，悟在何处？悟在空处。孙悟空，这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反映就是佛教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统一。
这两大难题，中华文化用一个“道”字进行了解答。道生天地万物，道为宇宙观。“朝闻道，夕死可矣”。做人必须讲道理，道为人生观。宇宙与人生两大难题，中华先贤用一个“道”字进行了解答。
根本问题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各领域、各学科的具体问题同样有自己的解答方法。
同样是取火，古希腊的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偷来的，而中华大地上的火则是圣人燧人氏动手动脑钻木取出来的。
奇偶之数，希伯来文化是用神解答的，中华先贤是用阴阳解答的。阳奇阴偶，一阴一阳，一奇一偶。直角三角形，古希腊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是在纸上画出了的，中华先贤是在天文观测的立杆测影过程中发现的。杆为股，影为勾，杆端与影端相连的斜线为弦，直角三角形就此成立。纸上的直角三角形，画一个是一个，杆、影构成的直角三角形，日影一动就是一个新的直角三角形。随着日影的移动，一日之内会有千千万万个直角三角形。证明勾股定律，用“因为，所以”的形式逻辑，《几何原本》记载的求证过程在十步以上，而用形象折矩的方法，《几何原本》记载的求证过程在三步之内。
同样是制历，大英雄凯撒在埃及天文学家的帮助下制出了太阳历，中华先贤制出了太阳历、太阴历，最终制出了阳历与阴历合一的阴阳合历。阴阳合历，一用就是几千年，今天仍然在使用。同样是太阳历，中华先贤又划分出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一用就是几千年，以后的几千年还要用下去。同样是制历，我中华先贤又制出了尽善尽美的十二平均律。随历一起诞生的十二平均律，被全世界所采用……
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解答；你有你的解答，我有我的解答；这，同样是认识源头中华先贤、源头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点。
三
有此果必有此因。中华文明不是万能之神恩赐的，也不是从西方抄来的，而是中华先贤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中华先贤创造出的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
《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并列并重，其形式如鸟之两翼，如车之两轮。
在《圣经》里，神是根本，至高无上，任何人、任何物、任何“X”都不可能与神并列并重。在中华元文化里，道是根本，至高无上，但一个“器”字可以与之并列并重。与《圣经》相比，《周易》多讲了一个“器”字。
人家有神，我们有道。我们有器，东西方谁家都没有这个器。《圣经》没有谈器，佛经没有谈器，古希腊文化也没有谈器。器具之器，为中华元文化所独有。
神文化解答了宇宙与人生两大难题。道器并重的文化，解答了三大难题：一是宇宙如何发生？二是人生如何度过？三是如何发明创造？
一个“器”字，集中了如何发明创造的哲理。道器可以转化，道何以能转化器？这与道赋存的形态有关：一是道赋存于天地万物中，二是道赋存在太极、卦象中。天地万物为形象之象，太极、八卦为抽象之象。抽象之象源于形象之象，两种象都可以启示器具的发明创造。历史传说，一片带刺的草叶，启示鲁班发明了木工使用的锯。而今天的机器猫、机器狗、机器人，无一不是仿生学的产物。道器转化，在《周易》里又称之为“尚象制器”。尚象之象，就是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的总称。尚象制器，讲的是仿照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去进行发明创造。仿照形象之象进行发明创造，可以媲美仿生学。而仿照抽象之象进行发明创造，则远远超越了仿生学。道可以转化器的奥秘，就在于“尚象制器”里。
有器具才能发展生产，有器具才能改善生活；同样的道理，有器具才能保卫天下。《周易·系辞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先进武器，才有威风凛凛之天下。有锐利武器，才能制止强盗的觊觎之心。以文化化天下，以武化威天下，文化与武化一样都不能少。
做人讲道理，做事用器具。中华元文化孕育出的中华文明，不仅当时吸引了周边国家，今天仍然赢得世界的敬重。
四
不同之果必有不同之因。文明先进是一果，落后挨打是一果，两种果背后应该有两种因。
道器并重的中华元文化，孕育出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伪道无器的变质文化，孕育出“东也敢打，西也敢打”的悲剧。以道器并重为坐标，刘明武求证出中华民族前后两种状态背后的两种因。
上下五六千年，文化并没有源远流长，而是发生了南辕北辙的质的变化。源流之变，变在何处？刘明武界定在以下几个地方：
其一，道器并重发生了质的变化。道器并重，第一步变成了道器分离，第二步变成了伪道无器。其二，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手动脑动、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变成了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其三，论证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变成了以纲论之的论证方式。
道器分离，发生在老子那里。老子继承了道，否定了器。老子的最高理想是小国寡民。在这个理想国里，老子主张一不要使用现有的器，二是不要发明新的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老子那里残缺了一半。
伪道无器，发生在董仲舒那里。“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董仲舒那里，被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一阴一阳”与“阳为阴纲”，文化的根本变质就发生在这里，道的真伪之变就发生在这里。“一阴一阳”讲的是和合平衡，“阳为阴纲”讲的是服从与盲从。以人际关系而论，大道与伪道论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结论。论君臣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论出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伪道论出的是“君为臣纲”，论出的是“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论夫妻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伪道论出的是“夫为妻纲”，论出的是“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论父子关系，大道论出的是“父慈子孝”，是“父有义从父，父不义子不可以不诤于父”。人际关系，大道主张的是相互负责，伪道主张的屈从与盲从。
行为方式的变化，发生在孔夫子这里。源头的中华先贤都是行而论道者。伏羲氏、神农氏、黄帝这些先贤都不鄙薄动手，都不鄙薄做事，个个都是动手动脑的典范。伏羲氏一方面研究天文，一方面研究捕鱼狩猎。神农氏一方面研究研究农耕，一方面建立交易市场。黄帝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天文历法、家畜养殖、车船、臼杵、弓箭都在研究范围之内。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在孔夫子那里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坐而论道，变成了鄙薄动手。坐而论道，孔夫子之后成了读书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对务农的评价，也发生在孔夫子那里。务农，在神农氏那里是圣人之事，在周之始祖后稷那里是大人之事，在孔夫子那里却变成了小人之事。
论证方式变化在董仲舒那里。书中道理在书外，中华先贤论证问题，以天文地理为坐标，以日月之理为坐标，以四时之序为坐标，以时间空间为坐标，归根结底是以道理坐标即“以道论之”。以道论之，论出了源头处的一部部经典，一件件器具，一项项技术。先秦诸子延续这一论证方式，道家以道论德，儒家以道论礼，兵家以道论兵，医家以道论医，庖丁以道论解牛……以道论之，论出了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百花齐放的百花园。董仲舒的“三纲”之后，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被以纲论之所取代。以纲论之，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产生出穿越时空的经典，再也没有产生出第二个百花齐放的百花园。
文化源流之间，发生了质的的变化。刘明武指出，发生在老子、孔子那里的变化，完全有纠正的可能。所以然则何？儒道两家延续的是文化，文化允许批评，允许讨论，在批评与讨论中，完全可以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发生在董仲舒那里的变化，无法得到纠正。所以然则何？允许批评，允许讨论的文化，在那里变成了专制文化。专制文化，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变质的东西很难恢复本来面目。
五
为回答自己提出的难题，必须研究与追溯源头的文化，在源头文化的研究与追溯中，一些久悬不决的文化难题也就得到了解答。
一、文化起源问题。是水都有源，是树都有根，那么，文化的根源在何处？刘明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文源于天文。就各学科的顺序而言，天文学是第一学。就天文学与各学科的关系而言，天文学是母亲学，各学科均发源于天文学。
二、文化起点问题。天文学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历法。有文字，历法是用文字表达的。文字之前，历法是用河图洛书、八卦表达的。时间春夏秋冬四季，空间东西南北，万物生长收藏四种状态，都是从河图洛书、八卦这里出发的。终则有始、原始反终、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阴极生阳与阳极生阴这些至理明言与成语，都是从立杆测影制历那里发现的。人文的起点在历法。
三、阴阳五行的定量。科玄之争，争论的双方，都把中华文化界定在了一个“玄”字上。玄学之玄，就玄在阴阳五行的无法定量上。科玄之争之后，“阴阳五行”一直是玄学的代名词。
在刘明武的追溯中，阴阳五行学说，源于天文，奠定于历法，首先奠定于太阳历。
周日可以论阴阳，周岁可以论阴阳。周日之阴阳，为无限循环的昼夜。周岁之阴阳，为无限循环的寒暑。昼夜往来，是由日月往来决定的。寒暑往来，是由太阳视运动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循环决定的。昼夜寒暑，均可以重复，可以实证，可以测量，可以定量，而这四个“可以”都在自然科学的范畴之内。所以，可以定量的阴阳在自然科学的范畴之内。
苗族古历以冬至为阳旦，以夏至为阴旦。以冬至夏至为界，分出了阴阳两个半年——前半年为阳，后半年为阴。夏至阳旦过大年，夏至阴旦过小年。粤港澳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这一说法就源于最初的历法。
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五季，五季用木火土金水五行来表达。五行最初的含义，是循环不休的五个季节。一季两个月，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五行一可以论时间中的五季，二可以论空间中东西南北中五方。十月太阳历，也可以称之为五行历。五行属于历法，历法本身由测量定量而来。所以，可以定量的五行，与虚无缥缈的玄学毫无关系。
在《黄帝内经》《管子》《淮南子》里，还可以看到五行历的影子。五行十月太阳历，在中原失传了，这就是文化界、哲学界、中医界解释不了阴阳五行的根本原因。
阴阳五行学说，奠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的理论基础。“不认识天文历法，就无法解释阴阳五行；解释不了阴阳五行，无法认识中华文化、中医文化的真谛。”
四、宇宙的数字化。“一切都是数，数的关键是单双。”毕达哥拉斯认为，完美的宇宙可以用奇偶之数来表达。毕氏说到了，但并没有做到。绘制河图洛书的中华先贤，用奇偶之数表达了天文历法、时间空间、气候物候。《黄帝内经》延续了这一表达方法，用奇偶之数表达了天体与人体。奇偶既阴阳，阴阳即奇偶。“万物负阴而抱阳。”奇偶之数随阴阳进入到了万物。“奇偶之数随阴阳进入到了大到无外，小到无内”的两个世界。在文化的起点处，在中华先贤那里，一切都可以数字化。
五、再出发问题。研究源，是为了流。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二十四节气，一用就是几千年，还要用几千年。永恒意义成果的背后，必然有永恒意义的坐标。超越时空成果的背后，必然有超越时空的方法。如果找到了具有永恒意义的坐标，如果找到了超越时空的方法，后世子孙就可以在先贤的基础上再出发，创造出新的成果，创造出新的辉煌。刘明武有如此认识，也有如此行动。他在二十四节气基础上再出发，以太阳视运动为坐标，以天文三线（南北回归线加赤道线）与时令四点（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为框架，指出了台风在时间与空间的规律性，指出了暴雨、暴雪在时间与空间的规律性，指出了厄尔尼诺在时间与空间的规律性。在先贤以道论之的基础上再出发，刘明武论出了很多新问题，沙漠化的治理，工业烟囱的控制，糖尿病等十大疑难病的医治，等等。恢复提出问题的能力，恢复解答问题的能力，如此文化研究，突破了“有文章无见解，有专著无建树”的困境。
在科学与学术上，刘明武视野独异，善于独立思考，因此也就善于发现。他对我常说的一句话是“触类旁通——触类万通”，这是他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兼有学者的智慧和科学家的天才，并能将二者融通为一，造就了非同凡响的学术成就。十余年来，他的研究和探索都与中国的实际，人类生存的实际紧密相关。他所耕耘的这片文化之地，已经硕果累累，“刘明武难题”也一个个从黑夜洞见了黎明。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研究有益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有益于再造中华文明。
2009年11月13日
（作者系《汉学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