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诗词注评》（钱理群、袁本良注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以下简称“注评”），我于去年才购得，前不久，方展读，稍加翻检，觉得实在是令人失望。
编选者自称是“为时代、为大众、为诗人、为诗”而选诗（见书末跋），这样的标准，实在是高，用于编选旧体诗，可能更是困难重重，这就决定了编选者不仅要有才识，而且要化深功夫。
然而，我的观感却是编选者作“学问”作得实在是太“轻巧”。我对现当代诗词，本就不甚注意，所以也不知道目前存世的有多少种选本，我只发现，“注评”的前半本书，基本上就是在这本尚属于“草创阶段”的选本《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毛谷风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以下简称“毛本”）中，再进行择选，除一些政治家、社会名流，如廖仲恺、徐特立、黄炎培、汪精卫等，是“毛本”所未入选的；也只是零星几位，其诗词比较习见的大诗家，如梁启超、鲁迅、苏曼殊等，被选诗作才是出乎“毛本”的，其余真可以说是都已“牢笼”于此了。由此，“注评”不仅视界受到“毛本”的局限，还沿袭了不少“毛本”的失误，如将秋瑾的生年误作“1877-1907”（应是“1875-1907”）、章士钊的生年误作“1882-1977”（应是“1882-1977”）……最妙的是，在第42页保留着的一个“沿袭”的“残痕”，即在黄宾虹的《题画》中选了一首，却在注释中说“原题十五首，录二”，“录二”的是“毛本”（见其第73页）。
“注评”的后半本，是否也“沿袭”了可作“捷径”的其它选本，这是见识孤陋的我，不能辨析的。但我仅从所选的刘柏丽一首《渔家傲》，与其个人专集《柏丽诗词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对观，就觉得颇有问题，首先是题目，“注评”作“欢呼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专集无“欢呼”两字；其次是下阕首句，“注评”作“昂宿惊疑呼猎户”，“惊”字，专集作“猜”。
至于“注评”的注释，我只随意考察了零星几家，即我手头正好有他们的个人诗集的，黄节、丁宁，发现均是问题不少。黄节的《十月十一日夜月中有怀曼殊》，因为对黄节与苏曼殊的经历，没有详实的认识，以致注得不到位，就不去说了，《十二月望后雨中过罗岗洞探梅有寄》，就“硬伤”坦现了，“十二月望后”的“十二月”是农历，农历12月15日，是公历的1913年1月21日，所以注释说“此诗作于1912年冬”是错的，《黄节诗选》（刘斯奋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只有《黄节诗集》（马以君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将其编为1913年才是正确的。再则，注“罗岗洞”在“广州北郊”也是错的，应是在东郊增城县。
注丁宁词《江城子》“熟梅天气晚风柔”一首，说“此词约作于1934年至1938年”，这是将此词原收入的《丁宁集》的写作起讫年岁，完全不假思索地写上了。如此，遇到下面这首《鹧鸪天·归扬州故里作》，因为是收入《怀枫集》的，该集写作起讫年岁长了，是1939年至1952年，所以就“不好意思”了，只好不加注释。事实上，稍细读丁宁词集《还轩词》（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就会发现她的词作排列都是编年的，即按时间顺序，所以前词是1934年，后词因后面跟有《鹊踏枝·庚辰暮春》，“庚辰”是“1940”年，所以它也就立即可以“编年”为“1939年秋”了。而且这首词的末句“秋来尽有闲庭院，不种黄葵仰面花”，对其不加注释，也是说不过去的，所谓“不作向日葵”，正好是表达对投靠日寇者的鄙夷。因此，“注评”的“点评”说是“寂寞而不凄苦，颇见闲适之趣”，就是瞎说了。“注评”之所以会有这些失误，我个人揣测，应该就是未读《还轩词》之故，“不种黄葵仰面花”，词集本身就已经注明了。
此外，我想说的，是我的一个大困惑，“注评”本着“四为”标准，而“落选”这些位，如王闿运、黄遵宪、沈曾植、夏曾佑、陈独秀、吕碧城、陈寅恪、吴芳吉、钱钟书……我总觉得是莫名其妙的；再则，一本厚390页（指实际选注部分）的书，到第347页，都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我想“为时代”而选，仅从篇幅上说，无论如何也是比例失调了。哎，怎么说呢，事实上，选注新时代的旧体诗，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想“轻巧”地完成，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