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三大册，洋洋百余万字，由霍松林主编，漆绪邦、梅运生、张连第三先生历十余年撰写的《中国诗论史》终于出版了。开卷细读，深感评骘的平情与允妥。其朴厚的体调和从容的意态，更让人想见老辈学人的谨重与端严。
霍先生，尤其是三位具体的撰者都是个人20年前拜识的学界前辈。说起这20年，古文论研究大抵走的是如下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以“述”为主，立足于文本的清理和总结，还原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样态；一是以“作”为主，立足于原典背后意义的阐发与建构，以接续传统资源的当下生命。从目前看，走前一条路的人多些，成果也更丰富，通史之外，一些分体通论的不断出现，在在呈示着这一路研究的耕深拓广。如今，又添此新作，阵容与规模更不同凡响了。全书从诗学批评切入，是为分体专论。但因作者用力勤，论列细，所谓绠长而汲深，故所得甚夥。至从先秦说起，一贯直下晚清，眼界阔而视境远，更使全书在格局上拉来了与同类著作的距离，故又可称辙远而遇广。
具体地说，尽管全书采用的是按朝代分编，依年代为序的通行体例，且立论与判断少有惊听回视之论，但有一分事实，说一分道理，朴实到极处，恰恰体现出一种难得的淡定与自信。更不要说在许多史料的处理和细节究明方面，都有自己的见解。其平易中见奇崛的贴体确当，娓娓叙述中见从容做细活的静气与耐力，足以纠正“老手颓唐”的旧说，而向人垂示一种从心所欲的高上境界。其间尤可肯定者有三:
一是背景交待不惮烦细，纤悉备至。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最见功夫。盖一般著述介绍某一种文学思潮或观念、命题时，通常也交待背景，但多常识的重复，草草说过，既不能提携起一个特定时段趣尚变化的消息，也鲜少近事切理的针对性。本书这部分内容不仅翔实，且多为作者读书自得，故运用得既精到恰好，又绰有余裕。譬如论及刘勰生平及其与佛学的关系，就能结合南朝特殊的文化氛围，将《梁书》与《南史》本传相对照，点出前者“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一句用“然”字转折来区分不同阶段刘勰思想的差异，对了解作者生平殊为关键；而后者删去此字，是将论文为文混为一谈，影响所及，一直至于今人对《文心》旨趣的偏误理解。可谓其大无外，其小又无内。如此于细小处见大义，眼光是很老辣的。
再是缕列分析往复再三，切中肯綮。本书对各家理论都能做到条分缕析，概括无遗。由于材料精熟，解读精细，有时即使一段文字、一个命题，也能分析出几重涵义，从而使歧义、多义与复义之间隐藏着的古人的深在思想，一一得到究明与落实。譬如介绍金代赵秉文的诗论，于《答李天英书》一文，寥寥数句，能厘析出互相关联的三层意思，从而解明其在如何学古方面所持的立场。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当然，不看具体的对象，不酌量问题的轻重，全盘一味如此，也不免支离。作者的这种分析，通常与一个时代诗学发展的主干与脉络相挂联，在火候的把握上足称允当。
最后是立论判断稳妥含蓄，引而待发。记得汪容祖《史学九章》曾对学术研究中“纵任今情笼罩而疏于识古”的现象提出过批评。再往前，乾嘉学派要人于“古人之身处”多下功夫，而对“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也多有否定。本书作者于此可谓恪守分际，没有把握，从不把话说死。如对“诗言志”这个命题，能从春秋赋诗、引诗说起，指出它尽管涉及作诗，但主要指用诗。“诗以言志”既是理性的行为，那么此“志”必然指用诗者的理性之“志”，而非作诗者的抒情之“志”。这就清理了“志”的理解上存在的种种误读，并排除了“情”的搅扰。引申下去，传统诗论在某种意义上多是读诗用诗之论，即旁观者的工具论，儒家的许多诗论学案都围绕“诗以为用”展开，强调诗的工具性、手段性和功利性，这些都与言说者的旁观身分有关。故诗论是可以分为两途的，用诗者、旁观者之论与作诗者、当行者之论正不相同。当然，这类后续引申，作者通常是谨重不言的，只是字里行间，逗而待出。倘读者细加寻绎，自能浚发思考，有所领会。
若要说本书的不足，在新材料的占有与拓展方面还是稍有欠缺。譬如近年来为学界广为关注的上博简《孔子诗论》等就未被引入，其实类似这样的新资料，正涵养着学术转进的新的生机。此外对诗论中“道”的关注充分，对“技”的层面，具体到写作技巧、表现手法和字法句法等关注太少，其实这恰恰最能体现传统文学走向自觉过程中，自身本位落实的轨迹，它小可以明了古人真实的趣味和期许，大可以开显传统文论的“汉语性”基因，因此是可以做大的拓辟与发明的。至若未能充分关注域外研究，以达成不同文明的“多边互镜”，更广泛存在于当下的古文论研究，岂只本书未能突破。于此，我们或许要特别提出:仓促求新，固然不足取，躁竞求异，更要不得。但一种摆落窠臼的放空自己，一种脱弃常套的探索未知，用他者的眼光和今天的视境，去原古人的立场，明古人的文心，是不是就一定与立论稳健、行文不苟的迂徐大度不能相容？应该也未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