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说明《刘子》作者刘勰在历史上“由是而疑、由疑而否”的误导原因；指出要深刻论证刘勰思想必须将《刘子》纳入本传；介绍《刘勰传》的内容结构；肯定《刘勰传》独抒己见、学风严谨、史料丰赡的特点；提出《刘勰传》的三点启示。
关键词：刘勰；《刘子》；《刘勰传》；独抒己见；学风严谨；史料丰赡；启示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进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其中尤以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最为突出，成就最大。在社会人文领域的任何学科都无法与之颉颃、难与争锋。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上世纪海内外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三千余篇，专著近三百部。但是，撰写“刘勰评传”者则寥若晨星，总共4篇(附于专著者未计)，又均系文章而非专著，其间1927年2篇，1936年1篇，另1篇是在时隔三十多年后的1967年发表的。因为写人物传，要“包举一生而为之传”（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梁书·刘勰传》的传主史料就不多，《南史·刘勰传》又删繁就简，不仅没有增加新的材料，反而又删去了一些重要信息，史料匮乏，评传难写。加之刘勰的生卒、家世、著述、仕宦等情况无明确的时间记载，研究者都是各自的推测，大都难以成为共识、公见，因此，刘勰评传就更难写。
今人研究刘勰主要依据《梁书·刘勰传》。本传上说刘勰剃度出家后“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可以想见，姚氏父子撰《梁书》时刘勰的文集还流行于世。其“文集”后散佚，已无法窥其原貌，是否包括今人还能见到的《文心雕龙》、《刘子》、《灭惑论》（载梁释僧祐《弘明集》）、《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载宋孔延之《会稽缀英总集》卷16），殊难辨其究竟。刘勰之时，书籍皆为手抄本，学人又各取所需地抄录，独立成篇地传播，其中的粗疏错谬也自然在所难免，终于形成目前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佛经在传译中也有这种情况。苏晋仁先生说：“自汉魏迄梁，历数百年，由于古来译经非止一地，译人随手译出，致译籍零散；加以抄写之时，有的分割大部成为零篇，并且随意取名，间或益以与之无关的字词，致一书数名，一名数书，形成混乱。”（《出三藏记集》序言）梁释僧祐在搜集校勘译经方面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也说：“自汉暨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出三藏记集·道安法师传第二》）这也足以启发人们对《刘子》传抄过程的思考，是很好的参证。
刘勰研究中始终存在一个缺憾，这就是《刘子》的作者问题。
在刘勰著作的流传中，《刘子》一书南宋以后又经历了“由是而疑、由疑而否”的误导过程。从上文所述来看，这也就不难理解。明清存疑者多起来，与明代伪造古书和乱改古书的风气在士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假作真时真亦假”，以讹传讹，遂成定势。上溯到唐代，那时就有主刘勰或主刘昼二说。到了上世纪似乎独尊昼说，风气一边倒，而主刘勰说的则噤若寒蝉，虽有抗辨者（如林其锬、陈凤金诸人），也孤掌难鸣。研究刘勰者也由于各种原因大都讳言《刘子》。人们的这种惯性思维就进一步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学人们都在固定模式的资料框架内搞研究。在《文心雕龙》上的创获，硕果累累；在刘勰思想的探讨上就显得史料功底短少，只囿于儒、道、释，老调常谈、常谈老调，虽有小异而大同。“刘勰是什么家”总是难以准确定位。看来《刘子》作者问题是一个坎。要想进一步推动刘勰研究的深入发展，要想充分论证刘勰不仅是伟大的文论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就必须迈过这个坎。迈过这个坎，刘勰复活，回归本真；迈不过这个坎，就永远难以改变承袭、雷同的研究局面。
朱文民先生的《刘勰传》（三秦出版社，2006年）以深厚的史识、精锐的论说、缜密的比较考究和有关史料的独创性运用，使刘勰研究得到空前提升，进入一个全新境界，而引人注目。
这部《刘勰传》总体上由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组成。既传记人物的生平践履，又传释人物的思想风貌，二者又构成网络，相互参照，彼此印证，便于并比研究。不仅附录中的文章集中了考辨的内容，而且在正文部分的10章中竟有8章来论述刘勰的思想结构。所以本书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
朱氏《刘勰传》较之同类著作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将《刘子》纳入本传。
作者不限于《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中的简单记述，也不囿于对《文心雕龙》和《灭惑论》的理解，而是联系南北朝时代特征、学术思潮，从刘勰家世、到其家世的信仰，都在考证有据的基础上给予了记述。对《刘子》一书，朱氏长期地通过大量谨密的阅读和思考，从宏观考察到微观分析，在客观公正地详细论证作者为刘勰的基础上纳入本传中，极大地丰富了刘勰多维度的思想。《刘子》作者问题早已是暗潮涌动，现在的研究已由青涩而渐入成熟。
二、深思精辨，独抒己见。
1、刘勰的卒年，以往学人多为推测之辞，并以范文澜的刘勰卒于公元520年为主流。朱氏以《出三藏记集》卷七《道行经后记》和慧震还乡国的时间为证，说明梁普通年间（520-526）刘勰仍活在世上。
2、对于《文心雕龙》的思想倾向问题，以往学者多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主，朱氏在考证刘勰家世信仰道教的基础上，认为《文心雕龙》儒、道同尊，并把刘勰及其著作放到南北朝大时代背景下考察，判断刘勰是一位杂家。
3、世人多知《文心雕龙》是“言为文之用心”，是讲文法，而朱氏则认为《文心雕龙》中，处处可见刘勰以兵家战法阐述“为文之道”，即以“武法”论“文法”。以往人们多认为刘勰是一个文人，作者认为刘勰是个兵法大家。
4、世人多认为刘勰是从骨子里就信仰佛教，朱氏以梁武帝“于天监三年四月八日舍道事佛，同年十一月又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并弃道教，舍邪归正’，要求皇室和政府官员信佛。到十六年十月，又敕：‘天下道士、道观皆还俗’，直接取缔了道教，佛教成了国教”，作为新的论据，认为“刘勰信佛是政治潮流所裹挟，而非出于本意。”作者说“在这种大背景下，像道教领袖陶弘景也舍道事佛，道教家庭出身的沈约也舍道事佛了，刘勰作为一位政府官员不信行吗？”《文心雕龙》是他出仕前的著作，就没有佛味，而后来的著作佛味颇浓，这也是证据。（详见《后记》）
5、以往学人多把刘勰在南齐未能弱冠出仕，作为刘勰出身庶族的证据。朱氏认为，南齐是一个短命王朝，中后期开始政治不稳定，在士族是否弱冠而仕的问题上朝廷一直争论未定，后来萧衍上书皇帝，要求士族三十岁之前不得出仕，被皇帝采纳，始成定制，通梁一代未变。入梁出仕，从年龄上正合梁王朝的人才政策。
6、以往学人多认为刘勰是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征圣宗经，而朱氏认为刘勰是从文章写作方法上和文章风格上“宗经”。“征圣”是为“文有师”，即“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文能宗经，则体有六义”。（详213—214页）就《文心》而论，只有《史传》篇是既从思想上也从文法上“依经附圣”。
7、对于刘勰《文心》中的“道”，朱氏认为虽然刘勰在具体运用上有些微差别，但主要是道家的道，所谓《原道》，就是从哲学的源头上，由“道法自然”引出“文法自然”来。以往学人多把“道”、“太极”、“神理”互训，认为刘勰的文学起源论是唯心主义的，创作论是唯物主义的，这种矛盾的结论是曲解了刘勰本意所致。作者认为刘勰把儒家的“典雅”、“真实”观与道家的“自然观”相结合，（损益道家的纯任自然）创立了自己的“文道自然论”。（详第三章第三节、第五节，第七章第一节）
8、刘勰《文心》有“体性”、“定势”，朱氏则把“体”和“势”合在一起论述，这是以往所不曾有的。（详234-242页）而对“风骨”的解释也有自己的见地。作者认为“风是作者寓于作品中的情”；“骨是结言端直的文辞”。“风”“骨”合一，“是比喻作品的教化力量”（231-234页）。
9、刘勰的家世、士庶等问题，向有争议。朱氏在正文详细论说之后，于书后又附录了刘勰堂叔《刘岱墓志铭》。这个资料虽然出土多年，然而文心学界大多数学者不易看到，收入书中“附录”，人们可以从中一目了然地看到莒县刘家的籍贯、婚、宦的情况，根据南北朝士庶婚制，争论已久的刘勰身世士庶问题也可以得到冰释。
10、以往学人多称刘勰为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偶尔有定为文学思想家的。本书第十章中，朱氏在“兼采众长，淹贯各家”、“独立思考，小心求证”的基础上，真正地突破了“文刘”的视野，而给予了“哲刘”的定位。
三、学风严谨，恪守学术规范。
朱氏凡引资料和自己观点的形成，均有注释和说明。如书中附录的《刘勰年谱考略》有一条梁普通四、五年间刘勰仍健在的史料，作者注明：“此条史料系安徽师大祖保泉教授2003年冬寄予，今补入之。”不掠人之美，不空泛表达对帮助者的尊重和感激之情。在谈到刘勰家世属道教世家时，作者在注释中较详细地论述了自己的认识过程，也足见其治学态度的诚实和谦虚。“文如其人”，在书中也得到体现，殊为可贵。
这部《刘勰传》显示了作者的史学功力和文学修养。作者的史料是从平时读书积学而得，此传成书前，朱氏撰写和发表过刘勰年谱及有关文章10余万字，都属于此传的重要的奠基工作。作者视野宏阔，史料丰赡，行文左右逢源，看不出强证成说的迹象。本传第一、二章，文笔伸展自如，游刃有余，绝无迫促、拘谨之感，能扣动读者的心弦，跟着作者的笔触游弋。既有思想的冷峻，也不乏文学的激情；史论结合，文史相融。如前所述，这是一部学术著作，就记述传主身世行年的文字里也都有着精密的考辨，或者说是这种考辨的具象化。这部传是作者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它的意义和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可以想到，这部传记的框架结构要得到普遍的认可则尚需时日，因为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是要有个过程的，特别是《刘子》刘勰作“由是而疑，由疑而否”的盲从和偏见。值得欣慰的是作者终究以其呕血之作奉献于学界，迈过了《刘子》作者问题的这个坎，将刘勰“哲人”的形象塑造得何等丰满、多么厚重。当然，这里是一个学术平台，欢迎争鸣，而且应该争鸣。因为，争鸣、探索未知，这是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在这部传记面前如果只是闭起眼睛说：“滥施朱黄”，那是无济于事的，这既难以服众，也无助于学术的发展。学术争鸣，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还原事实真相。争论激烈，但不极端，这是必要的。如果“徒锐偏解，莫诣正理”，连全面、正确的道理都不能理解和接受，更遑论对真理的追求了。学术争鸣，无所谓成败，主要在于过程的体验，一种观点被肯定或被否定，被补充或被修正，都能使人从中受到启发，都是令人高兴的事。学术争鸣，也是对争鸣者的心态、品性和综合素质的拷问。
这部《刘勰传》的面世给了我们诸多启示：
其一，信息时代的学术研究势必要进入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刘勰研究也概莫能外。学术研究只有具有开放性才具有生命力和发展潜能；只有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发展史料，刘勰研究才有新的重大突破的希望，才能达到扩展和深化的目的。季羡林先生说：“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看出。”（《禅和文化与文学》第40页）学术研究需要专精人才，也需要善于融合之才。这就需要我们熟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吸纳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尊重个人创造潜能的多样化。过去文心学的研究也涉及到了这些方面，而且有了不少可喜的收获，但在认识上的自觉性和迫切性还很不够。在科学领域，许多卓有成就的人物，都具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这种事例，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具有宽博的知识面，可以使研究者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容易产生创造性的思想，而狭窄的知识面与专业领域势必会影响到创造能力的发展。更何况，飞速发展的时代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自己熟悉的专业都难学好，信息滞后，知识落伍，强项优势也会变成弱项劣势。所以，我们要有时刻感到“知识恐慌”的忧患意识。
其二，刘勰思想经纬万端，根须盘络，需要将《文心雕龙》、《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和《刘子》结合起来研究。从其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兵学思想、文学思想、史学思想异同的分析中，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轨迹。文民先生的《刘勰传》将《刘子》纳入本传，深化了研究思路，开拓了研究格局，细心地清理刘勰思想的方方面面，描述出刘勰复杂而完整的人生与人格。从研究中可以看出，刘勰不仅儒道同尊，而且儒道释同尊。他的《灭惑论》反对的是道教的一些邪而非正的形式，而不是否定先秦道家之道。他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这就不仅肯定了佛道和儒道是一致的，而且说明道家之道与佛家之道也是相通的。刘勰之时，各家思想兼容并蓄，交互为用，这是时代特征。佛家是偏重于出家的，但佛家的大乘道也主张入世，普救众生；道家的老庄之学，可以入世，亦可出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刘勰思想也不例外。所以朱氏将刘勰定为“杂家”是有根据的、确切的。
其三，在刘勰著作的研究上，我们要求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统一，在刘勰思想研究上，我们也应该将刘勰的社会生存理论和他的社会生存实践相结合。社会生存理论是刘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来自刘勰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又指导着刘勰的社会生存实践，这对全面深入研究刘勰思想，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是大有助益的。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虽有论文涉及，但零星而不系统。文民先生的《刘勰传》开垦了这块处女地，夺得首功。刘勰有强烈的经国济世的思想，但他也深知宦海风波，世事艰难，所以早就有两种思想准备：“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他以在佛门的修养和文学的业绩进入仕途，而“出为太末令”，则“政有清绩”。但他受制于梁武帝，两次奉勅入寺修经，最后是落发为僧的无奈，于是有《刘子》之作，彰显其治国修身的诸种人生经验。《文心·才略》云：“桢干之实才，非群华之韡萼”，实为刘勰自况。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文民先生曾先后在同一所中学里执教，当时未曾谋面。八九十年代，我在临沂师院主持学报工作，最初从来稿中认识了文民先生。后来在几次学术会上见面，得以晤谈。他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求真务实，不尚空谈，表述观点时既有思辨，也有考据，不主观臆断。在学术争鸣上，对方任何一点长处，他也勇于称道，是其是，非其非，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服膺真理。这是以研究为志业者的可贵品质。文民先生是研治历史的，主要从事莒国史和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研读史料，几乎无所不窥。这是他的强项和优势。近年来又博涉佛教典籍，青灯披览，尽心钻研，并深入对禅宗的研索。他不知则学，不明则问，凡学有疑难，他都能敬修书信请益，或躬往咨问，面质其事。一般人是扬长避短，而他是扬长补短。因此，在刘勰及其著作的研究上就多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他完全可以依循旧例走老路，轻松地撰写出一部《刘勰传》，但他还是舍易就难、舍热就冷，选择了一条崎岖山路攀登。在文心学界，这无疑是寒尽新雷第一声。以上这些话，说我谬托知己唱为同调则可，但决不是阿私之言，因为，这部《刘勰传》就是明证。
伏案搁笔之时，窗外街灯阑珊，夜已深沉，月亦西沉。我希望文民先生对刘勰及其著作的研究上，要继续沉下去，沉到读书和思考中去，要继续坚守“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钻研精神和学术支撑。
2007年1月7日 于临沂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