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初纂、张璋先生总纂的《全明词》（全六册），2004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共242.8万字。该书广收博采，增补辑佚，校勘考辨，费时20余年，共得词家1390余人，词作约20000首。此举工程浩大，网罗有明一代词学文献，嘉惠学林，厥功甚巨。因明代文献散存于海内外图书馆或民间藏书家之手，收集起来不易，待整理校订的仍有不少，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全明词》失收的词人、词作尚有许多，疏失亦不少。该书问世后，即有多位学者着手补辑、校正工作。其中，周明初、叶晔两先生的成绩尤显突出，他们合作完成的《全明词补编》（上下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共90.2万字。该书是对《全明词》的辑补，即收录《全明词》未收之词人词作和已收词人之未收词作，共辑录629位词人5021首词作（含存疑词50首，残词或句7则），其中《全明词》未收词人471人之词作3076首，已收词人159人之词作1945首。《全明词补编》的出版，是词学界和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大盛事，值得表彰。笔者有幸较早拜读此书，敬佩编者的精神和学识，想谈谈读后感。
《全明词补编》（以下简称《补编》）是“补”《全明词》，首先“补”字上成绩不菲。如有些重要词人的词作，补辑不少佚词，如瞿佑词补118首，陈霆词补40首，张綖词补10首，吴子孝词补83首，谢肇淛词补33首，茅维词补56首，孟称舜词补18首。有些词人的词作，《全明词》收录的极少，《补编》补录大量词作，如梁云构，《全明词》仅录其词2首，《补编》补录多达122首。有了《补编》，我们对这些词人词作才有更全面的认识。有些词人《全明词》失收，如林大同存词48首，陈德文存词47首，黄祖儒存词60首，马邦良存词95首，唐世济存词161首，薛敬孟存词95首，刘节存词89首，女词人黄媛贞存词108首。这些词人词作皆自具特色，明词史上皆应写上一笔，《补编》辑录增补，否则，明词史会留下一些空白。明代有些文学名家存世词作并不多，不少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同时也精于填词，有了《补编》，改变了我们的印象，如于谦存词1首，陈献章存词1首，李春芳存词2首，冯惟敏存词1首，王穉登存词1首，顾大典存词2首，梅鼎祚存词3首，沈璟存词4首，陆云龙存词7首。上述诸家皆不以词名于世，存世词虽不多，但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他们的另一侧面。另外，明宗室亦多工词者，如宪宗第四子朱祐杬存词10首，永乐帝第三子赵简王高燧五世孙朱厚煜存词5首。这是明词史的原生态。
《补编》对研究明词史提供了更丰富的原始文本资料，如果没有《补编》，明词史是残缺的、片面的。如陈霆是明代为数不多的词论家，著有《渚山堂词话》，他也是重要的词人，存世词作亦夥，《全明词》据嘉业堂校刊本《水南集》卷十收录，《补编》又据《水南集》卷十一至十四辑录40首。张綖亦为重要的词论家，他著有《诗余图谱》，在词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婉约”、“豪放”两分法，影响深远。他的词亦自具特色，《全明词》收录张綖词53首，对另外37首未加考证，编入存疑部分。《补编》确认此37首亦为张綖所作，另补辑10首，这样，共得张綖词100首。如此，读者对陈霆和张綖的创作认识更加完整清楚。又如俞彦，《全明词》仅据《明词综》卷五和《古今词汇》收录11首，遗漏甚多，《补编》据《俞少卿集·近体乐府》补辑多达177首，让我们看到词人词作的全貌。俞彦词多效花间体，可看出花间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词中多小序，可知其生平履历，还可考知作者与同时其他词人交游情况。俞彦著有《爰园词话》，亦是词学名家，长期以来，词学界对俞彦其人其词所知甚少，也不知“爰园”为何意，读俞彦词，方知“爰园”是其私家园林，在上元（今江苏南京）。再如周履靖词，《全明词》仅录3首，《补编》辑录多达262首。周履靖是晚明名士，其词表现了其风雅生活的一个侧面，对研究晚明文人生活、文学生态极有参考价值。
《补编》于校勘上精细确当，尤见功力，凡衍、脱、讹处，皆慎加校订，并加“案”语。1、删衍文。如第19页，林大同《清平乐》（润翁初度）“芙容笑捧霞觞倾绿醑”下，“案”语云：“依律此句当为七字，‘芙容’两字疑为衍字。” 2、补脱文。如第150页，朱谏《浪淘沙·石梁》“可是雁山一景”下，原刻本当脱一字，依《词谱》、《词律》补；又如第809页，梁云构《满江红·和方欧余》其四“毕竟”下，原刻脱一字，依前后同调名补，皆以方框标识。3、改讹字。如第67页，杨士奇《清平乐》其十“光被普天之下”句，“天”字原刻误作“大”，《水龙吟·寿建安少傅》“东征北讨”句，“北”字原刻误作“比”，《满江红·归田趣》其一“东风里”句，“风”字原刻误作“夙”，皆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正。
校勘中注重列举一些有价值的版本异文，如第526页，周履靖《意难忘·歌妓》，《补编》引《唐宋元明酒词》卷上异文多处，给研究者提供方便。《补编》参校不同版本，选一善本为底本，脱缺处以他本校补，加“案”语说明。如第69页，杨士奇《水龙吟·寿黄学士》录自《东里续集》卷六十二，缺词序，《补编》据《黄文简公介庵集》卷十补上序文，词得以全璧。
辑佚并不是将原始资料搬来即可，更重要的是加以甄别，考辨真伪，改正错误。《补编》纠正原刻中的不少错误，如第571页，李培《西江月·印虚上人乞书》两首，原刻作四首，显然有误，《补编》归并作两首。第626页，徐媛《霜天晓角》两首，原抄本作一首，误，《补编》依《词谱》、《词律》分作两首。第364页，吕希周《青玉案》词下“案”语云：“万俟，原刻误作‘万侯’。”又第367页，吕希周《重叠金》起句“粉痕未褪梅妆雪”下，“案”语云：“褪，原刻误作‘腿’。”第371页，吕希周《凤凰阁》起句“向翡翠林中，晓张锦幄”下，“案”语云：“幄，原刻误作‘帐’，依《词谱》、《词律》所收叶清臣同韵词作改”。
《补编》重视词调考辨。1、失调名的补上调名，悉依《词谱》、《词律》校补，加上“案”语。如第275页杨慎的《朝中措·太守呈密斋帐词》，第283页薛蕙的《清平乐·贺州守词》，第396页王烨的《清平乐·代庠友赠戴侯》，原皆失调名，悉依《词谱》、《词律》补。2、原有调名的，不合《词谱》、《词律》，则改称“失调名”。如第84页刘钰的《失调名·游灵岩和徐天全韵》，原调名作《水龙吟》，第85页戴琏的《失调名》（拍岸狂波），原调名作《踏莎行》，第394页曹大同的《失调名·老况》，原调名作《摸鱼儿》，皆与《词谱》、《词律》所列诸体不合，径改。3、原调名有误的，予以改正。如第278页华云的《踏莎行·和东坡荆溪写景》，原调名误作《凤栖梧》，改正；第546页周履靖的《沁园春·和辛弃疾》，原调名误作《沁园好》，依《词谱》、《词律》改。
《补编》注重词作真伪考辨。如第176页文徵明的《满江红》（漠漠轻阴）下，“案”语说明：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甫田集》卷二有作者手钞补录词七首，其中《蓦山溪·宋谦父自述》则为宋人宋自逊词，故剔除不录。
《补编》纠正了《全明词》中的不少失误，如第151页朱谏的《梁州令·谢公岭》上阕，《全明词》沿袭《明词综》之误，分为两阕，误，予以改正。《补编》的校勘，成果形式虽只是一二字的断语，却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功力。
《补编》在词人小传撰写方面亦取得很大成绩。短短一则小传，作者于词人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仕历、交游及著述情况考证，皆下过许多苦功。1、新辑录的《全明词》失收的471人，全部撰写了小传，我们由此认识了许多不甚著名的词人。2、《全明词》中已收词人，已有小传，《补编》增补了一些新材料。如原来无生卒年的增补了生卒年，如丁奉，《补编》考为生于成化十六年（1480），卒于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1543年1月）。杨仪，考为生于弘治元年（1488），卒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周履靖，考为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于崇祯五年（1632）。谢肇淛，考为生于隆庆元年（1567），卒于天启四年（1624）。有的词人小传过于简略，《补编》将其增补完整。如游潜，《全明词》小传仅谓：“字用之，号梦蕉。农城人。”《补编》首先纠正其误，“农城”为“丰城”之误，小传增补为：“江西丰城人，弘治十四年（1501）举人。官至宾州知州。有《梦蕉存稿》。”秦瀚，《全明词》误作“秦瀚先”，小传仅谓：“字会洋，无锡人。”《补编》将其增补订正为：“秦瀚，先字会洋，号艾斋，改字叔度，号从川。生于弘治六年（1493），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禀生。后以子梁贵，封通政司参议。曾与俞宪等人结成诗社。” 这些成果，书中有许多，这里不一一罗列。3、《补编》纠正了《全明词》中词人小传的不少疏误。如词人生卒年，瞿佑，《全明词》谓生于元至正元年（1341），卒于明宣德二年（1427），《补编》考为生于至正七年（1347），卒于宣德八年（1433）。程敏政，《全明词》谓约生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约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补编》考为生于正统十年（1445），卒于弘治十二年（1499）。张綖，《全明词》谓生于成化三年，《补编》考为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赵迪，《全明词》中小传，元末明初赵迪与洪武年间出生之赵迪及赵迪之子壮之事迹相混淆，《补编》考证，词人赵迪实为元末明初人，重为撰写小传。
《补编》纠正了《全明词》小传中词人姓名和里籍错误。如秦瀚，《全明词》误作“秦瀚先”；赵彩姬，字今燕，《全明词》误作“赵燕，字彩姬”；汪膺，《全明词》误作“江膺”，以为与“汪膺”为两人。孟称舜，《全明词》作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补编》据《全清词》（顺康卷）定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补编》纠正了《全明词》小传中词人生卒年公历、农历和帝王年号纪年的对应换算的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往往容易被读者忽视。如朱谏，《全明词》谓生于天顺五年（1462），《补编》确定为生于天顺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463年1月17日）。唐寅，《全明词》谓卒于嘉靖二年（1522），《补编》确定为卒于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524年1月7日）。李梦阳，《全明词》谓生于成化八年（1472），《补编》确定为成化八年十二月十七日（1473年1月15日）。《补编》还纠正了《全明词》中词人履历之误，如戴琏，《全明词》谓正统二年举人，《补编》考证，“二年”实为三年“之误。朱让栩，《全明词》谓生年不详，正德三年（1508）袭封蜀王。《补编》考为生于弘治十四年（1501），正德五年（1510）袭封蜀王。因此，《补编》词人编排顺序更为合理。如苏景元，《全明词》小传仅谓：“名大，以字行。”排于明末。《补编》考证，景元号钝斋，南直隶休宁（今属安徽）人，正统至天顺年间在世。有《雍天集》。改排于明初陈献章后。又如方彦卿（方俊）原排在明末，显然错误，《补编》考证出方彦卿即方俊，实为明初人，排在陈献章、苏景元后。
《补编》编纂体例基本上依《全明词》成例，与《全明词》相较，体例上进一步完善。如《全明词》目次，词人名下列词作，皆不标明共多少首，《补编》皆明确标出，如瞿佑名下标“一一八首”，唐世济名下标“一六一首”，这样很醒目，特别方便研究者使用。又如对“帐词”序文的处理，《全明词·凡例》仅笼统说：“长篇前言，多为颂扬之词，故未收之。”所言不明所指，“长篇前言”表述亦不准确，“长篇前言”怎么就一定“多为颂扬之词”呢？实际上所言指“帐词”，其长篇词序多千篇一律，阿谀颂扬，无文学价值，故割弃不录。如此处理是可以的，但在正文中应作明确说明，方称妥当。《补编·凡例》即表述得十分准确清楚：“本编于帐词类，删去长篇序文，只录词作，但词题中‘帐词’、‘词’之类名称仍予保留，以明词作之本来属性；若词题中本无‘帐词’之类名称，则加案语说明。”如第412页，郭廷序《满庭芳·贺汪宪伯寿五十小词》下“案”语云：“此首为帐词，原有序，已删。”又《补编·凡例》中以“词调”代替《全明词·凡例》中的“词牌”表述，亦更合理。《补编》取舍得当，因是补《全明词》，尽量避免重复，如组词，《全明词》已收录的，《补编》皆一一标出，如第312页，吴子奇的《清平乐》原本四首，《补编》收录其二、其三、其四，其四末“案”语云：“其一（春光初到），《全明词》已收。”这样处理，节省了篇幅，又标识清楚，不破坏组词的完整性。但有些地方有重复收录的必要，有些词存在版本差异，《全明词》虽已收录，但《补编》所录版本不同，文字差异较大，极有校勘价值，为研究所需，故亦重录，这样处理也是妥当的。如第359页，陈束《千秋岁·贺楚王受册词》，录自《皇明文范》卷十四，而《全明词》录自《四明近体乐府》。第374页，许穀《风入松》（薰风吹满旧都城），录自《许太常归田稿》卷十，《全明词》据《明词综》收录。又第626页，徐媛《霜天晓角》二首，录自《络纬吟》卷九，《全明词》据《众香词》收录，以上各处文字皆大异，故重录。
作者治学严谨，字斟句酌，比勘考索，一丝不苟，于细微处见功力。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下笔用语非常谨慎，分寸把握得很到位，该存疑的存疑，用“疑”字表述，反对主观臆断。由书后所列引用书目，可知作者博览群书，文献功底扎实。作者付出了艰辛劳动，不畏寒暑，不为外物所动，执着学术，在这燥动的年代，精神尤显可贵。《补编》附有作者索引，分音序索引和笔划索引两种，便于检索，还可再附上词调索引，更方便读者。
总之，本书体例完备，考证精审，后出转精，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对明词及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突出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目前，《全明词》的辑补、订正工作已取得不少成绩，如王兆鹏、朱则杰、张仲谋、陆勇强、余意等先生都发表了研究成果。客观上说，《全明词》目前距离“全”字仍相差较远，称《全明词初编》似更合适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全明词》的补辑、订正仍是进行时态，词人词作还会有新的发现，海内外公私所藏明、清典籍，都要设法充分利用，总集、别集、词选、诗选、词话、诗话、笔记、佛道典籍、书画题跋、方志、家乘、石刻文献，尤其是仍隐藏于山水名胜间的词作，皆需进一步访求。这些工作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我们期待着真正意义上的《全明词》早日问世。
拜读《补编》，笔者还有些想法提出来向作者和学界同仁讨教。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将《宋人话本小说中人物词》、《宋人依托神仙鬼怪词》、《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之类作为附录，值得借鉴。可考虑仿《全宋词》体例，把明代神仙鬼怪词，戏曲、小说中的词作收集起来作为《全明词》外编，可编《明人依托神仙鬼怪词》、《明人小说中人物词》、《明人戏曲中人物词》，但《清人小说中依托明人词》、《清人戏曲中依托明人词》可不必列入，这些词作只与清人有关，与明人无关，应收入《全清词》外编为宜。明人对词体的认识有时是模糊的，有争议的诗词、词曲，一时难以分别清楚的，只要明人以为词体的皆应列入“外编”，不必轻易剔除。关于易代之际词人的归属问题，标准不应太随意。通行的皆以作者年龄或政治态度为标准，其合理性一面首先要充分肯定，但这样处理，弹性较大，不易把握。能否考虑以作品为准呢？这是客观标准，即作于元末的即是元词，作于明初的即明词，作于明末的即明词，作于清初的即是清词，可不管词人的政治态度。至于研究者持不同的观念，各持己见，那属研究者的事，作为一代文献汇编，应以求客观为宜。不过，这样处理，又会将词人“割裂”为两个朝代，长期以来，学界皆认为不妥。实际上，文人身处易代之际，生活在新朝，无论是“新生”，还是以“遗民”自居，都是新朝的人，这是客观存在。说得极端一些，如某词人生活在晚清，他在观念上仍不认同清朝统治，仍在做复辟“大明”的梦，能不能还说他是明朝“遗民”，属于明朝人呢？作为网罗一代文献的《全明词》，收录时所依善本或足本，原本多名人序或跋，全删去是否合适？《补编》沿《全明词》体例，统一以词调为正题，以词意标题为副题，统一体例，从编排技术上看，如此处理是可以的，也只能如此。但我们应清楚的是，词发展到明代，已成为“古典文学”，词早已脱离音乐，词调也早已告别“调即题，题即调”的原生态，这时，词调基本上只具形式上的意义，内容上已不如词题重要。词走过了词调为主、词题为辅的时代，有的词人反过来，将词题作为正题，在前，词调作为副题，在后。这是词史演进到明代时的新现象，也是明人的词体新观念。如徐渭词，明代原刻本及后世诸刻本多先词题，后词调，如《镜湖曲·调浣溪沙》、《竹炉汤沸火初红·调鹧鸪天》等，《全明词》皆统一词调在前，词题在后。《徐文长逸稿》卷十二有词《继闻廷对之捷，复制〈贺新郎〉一阕》，《补编》改为《贺新郎·继闻廷对之捷，复制一阕》。又如张岱词，《琅環文集》原刻及后世诸刻本皆是词题在前，词调在后，如《远阁新晴》、《通台夕阳》等十六首，词题皆为正题，副题为《蝶恋花·为祁世培作》，又《丁亥中秋》词题为正题，副题为《念奴娇·寓项里作》。《全明词》皆将词调置于前。按词调统一编排是可以的，但在具体词作下面最好说明清楚，否则，可能会遮蔽明词史的部分真相，导致对明词史的“误读”。
《补编》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又是浙江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由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基金奖励资助出版。可见，该书的面世，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经费资助，如果没有这些，作为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个人是无力出版的。学术研究传承文化薪火，是千秋大业，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关心，《补编》的出版，是作者之幸，亦是学术之幸、国家之幸，想及此，笔者亦感到无限欣慰。
（刊于《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2期）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