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群中，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可谓是自学成才的典型。钱先生一生从未上过大学，更未出国留学，完全靠自学苦读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根据钱先生的回忆，他从 18岁起，就在家乡无锡做乡村小学教师。当时蛰居乡村的他，既无名师指点，又少学友切磋，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是在茫茫学海中，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寻出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读书方法和为学路径，而这套读书之法和为学之道，对于我们当今芸芸学子而言，无疑也是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的。
读书贵有耐心、恒心，不可存懒惰、浮躁之心，这是钱穆先生在谈读书方法时十分强调的问题。这里的所谓 “耐心”、“恒心”，是指读书贵在坚持，一以贯之。如果读书不肯平心静气，专心阅读，易患懒惰之病；而读书预存功利之心，为成名成家的目的而读书，又易心浮气躁，患上浮躁之症。既懒且躁，读书自然不会长进。所以，钱先生强调读书为学，“意志坚强最为要着”。钱先生在走向大学讲台前，先做过10年乡村小学教师和8年中学教师。在这18年中，他笃志苦学，读书极勤，“未尝敢一日废学”。在三兼小学，夜间读《昭明文选》，极倦始入睡。在荡口鸿模学校，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读之甚勤”，“至形于梦寐间”。他常效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在早晨读经子之书，夜间读史书，午间读闲杂书。夏夜，为防蚊虫叮咬，他把双脚纳入瓮中坚持夜读。钱先生早年读书，一年四季，从不懈怠，苦读旧籍，博览群书，日求长进，这为他日后学有所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在这茫茫学海中冥思苦读的深厚积累，他要想从中国乡村这块学术瘠土中拔根而出，则是很难想的。
读书贵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曾国藩称 “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曾氏此论深为钱穆先生所欣赏、赞同。钱先生称读书不仅要入乎其外，读懂书中材料，更要入乎其内，了解作书之人和蕴藏在书中背后的时代精神。所以，读书贵能欣赏领会，与作者声气相通，互起共鸣，把已死的材料转化成为时代所需要的活的知识和精神。钱先生以读《水经注》和《世说新语》为例，作了这样一番剖析：《世说新语》不只是材料，我们要由此书了解魏晋那个时代的思想与精神。同样，《水经注》也不只是材料，要懂得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种历史上的变动，都可在此书中透显出种种信息。
从大处着眼读书。读书贵博，又贵能由博返约。 “博”就是要多读书，博及群书后，还贵能从大处用心，进行归纳会通，这就是“约”。近代学人多认考据训诂为读书治学的不二法门，其实单从训诂考据一途来读书，往往专从难处下手，容易忽略书中平正通达的部分。这样读书易流于琐碎，而不得大体。钱先生对这种读书为学之道，深不以为然。他说：“读书为学，不先融会大义，只向零碎处考释，则此路无极，将永远无到头之期。照此下去，尽可遍天下是读书人，而实际并无一真正读书人”（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所以他强调，读书为学，要着眼于大处、远处，不专为得一些零碎知识而读书。
书人人可读，但读书的技巧和方法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截然相异。在具体的读书方法和技巧上，钱穆先生提出了直闯式、跳跃式、闲逛式等读书方法。他说读书的方式，或采直闯式，不必管校勘、训诂等枝节问题；或采跳跃式，不懂无趣的地方，尽可跳过，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或采闲逛式，如逛街游山，随兴之所至，久了自然可尽奥曲。
为什么读书？读书的宗旨和目的何在？钱穆先生在这方面也贡献出他自己的意见。他说： “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钱先生“一流”、“二流”的划分，主要是从学贵致用的层面着眼立论的。任何一位学者在读书为学时，都不能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分疆划立，他都要关注现实，为时代服务。惟有如此，读书才有目的，治学才具有意义。如果完全抹去对现实的关注，埋首学问，不问世事，即便你有第一流的成就仍会退居第二流的。钱先生一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正业，他是书生，是学者，但他又不是埋首书斋、孤芳自贵、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一位具有强烈经世意识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学者，他教诲学生要以“领导社会，移风移俗”为一流的志向所在，其目的正在这里。读书不忘爱国。钱先生对读书为学宗旨的一番论述，语重心长，对后学寄予了殷切地希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子读书为学，仍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原载《北京日报》 2002 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