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云：“因君作诗先自劾”（《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我写这篇文章，也就是在对两年前所写《向读者推荐〈三苏全书〉》一文向读者做自我批评。我那篇文章，是在临时应邀参加《三苏全书》（以下称《全书》）出版研讨会前受督促而匆忙写成——当时，我怀着对三苏研究新成果问世的喜悦情感，和接受了所发宣传资料的影响，在尚未仔细深入阅读全书的情况下，谈了六条概括性优点（如说“是现今收录三苏著作最全”、“所用版本多属善本”等）和一条缺憾（“《全书》缺少一卷‘书画集’”）。没想到，此文在网上广为传播，成了我宣扬该书的不适当资料，对广大网民和读者构成了误导，心中颇感愧疚。当然，《全书》的十位编者在整理三苏著作中确曾付出了辛劳和有益贡献，如在合集、辑佚、集评诸方面，值得肯定。但当我日后陆续深入研读《全书》时，却发现它存在着众多缺点和错谬。为了维护古籍整理的原则、规范，为了树立严肃学风、对读者负责，我不得不写此文，以检讨和纠正自己的某些错误看法。我此时的心情，有如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所说：“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
一、《全书》收录并非“最全”：
1、《全书》缺一卷三苏“书画”作品集。刘尚荣先生曾具体指出：“孔凡礼编《苏轼佚文汇编》，就从《西楼帖》、《晚香堂苏帖》中收获颇多；刘尚荣辑苏辙尺牍，亦源自小苏书法传世者。”“编印三苏书法，既对研究中国书法史、艺术史有益，又对收集三苏佚诗佚文有助，何乐而不为？”（见其《〈三苏全书〉一瞥》，下称《一瞥》。中华书局《书品》2002年第6期）
2、关于三苏佚文，《全书》缺漏颇多。如孔凡礼先生早在其点校的《苏轼文集》第五次印刷本（1999年）中，辑有《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上下卷，其中收录苏轼佚文达130篇之多，但《全书》却大部分没有收录，这便构成了明显的“不全”。
3、《全书》对苏辙佚文的搜集虽勤，但也有缺漏。譬如《苏辙集》卷五《游太山四首》的《灵岩寺》诗，后有跋语云：“辙昔在济南，以事至太山下，过灵岩寺，为此诗。寺僧不知也，其后见转运使中山鲜于公于南都，公尝作此诗，并使辙书旧篇以付寺僧。元丰二年正月五日题。”此序相当重要，见今国家图书馆藏《灵岩寺诗石刻》拓本，而《全书》失载。
二、《全书》所依据版本，并非全是“善本”。而且编纂之随意性较大，违背了古籍整理所应恪守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按照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整理者应该在正文之前，须先郑重、严肃地说明他所依据的版本，然后说明其校本及有关整理方法。但《全书》主编者却对此关乎全局的大问题，采取了不规范的处理方法。如主编在《全书》之《苏轼文集叙录》中表述道：“《全宋文》中的〈苏轼文〉，亦以茅维刊本《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为底本，本书所收苏文，原文文字，编排顺序，大体都以《全宋文》为准。”读了这段话颇令人吃惊。首先，对于古籍整理的规范原则，怎么能用“大体”的模糊字眼来标定呢？主编者说他依据的是茅维刊本《苏文忠公全集》，却又说依据《全宋文》中的《苏轼文》本，前后转了两个弯，究竟依据的是什么版本？根本没有说清楚。再者，“大体”以外的那些篇目，又依据了什么版本呢？也并未明说。《全书》主编者的态度既然是模糊的，其整理结果，也便出现了如下一些纰漏：
1、茅维刊本七十五卷的后两卷为词，即其所收“文”实为七十三卷。《全书》竟随意性地把这七十三卷割裂为一百五十六卷，而且未做任何说明，令人茫然不知何据？
2、《全书》把茅本卷一，随意性地割裂为两卷。茅本卷二至卷五为“论”，《全书》的《苏轼文集》卷三至卷六，却皆是“制”；以下顺序，则与茅本全面相戾，编者所说的“顺序”云云，竟成了一句空话。那么，编者所依据的底本，究竟有何真实性可言？恐怕连“大体”也说不上了。
3、《全书》编者甚至还收了一些不见茅本的文字，这些文字，又往往夹杂在茅本文字之中，主编者同样不做任何说明，可说所谓“茅本”基本失真。
4、主编者删去茅本中的《飓风赋》、《思子台赋》二文，认为它们不是苏轼作品而是苏过所作（其实孔凡礼早在1986年版的《苏轼文集》中已经校出，见后）；但是却又任意把茅本卷一的这两篇赋以“删文存目”形式保留下来，把它们分编在《全书?苏轼文集》的卷一和卷二中，卷一收前篇，卷二收后篇。这种做法更是违背了古籍整理规范。众所周知，整理者对其底本文字的讹误可以进行校勘和订补，但其篇目却不能随意变动，为的是保持底本的原貌。在这方面，我认为孔凡礼先生点校《苏轼文集》的作法较为典范：他先据茅本忠实地照录了二赋全文，却并没有认定二赋是苏轼的作品，而于前篇出校记云：“《（宋）文鉴》卷十收此文，谓为苏过作。明?焦竑《刻长公文集序》亦谓为苏过作，见明?万历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首。”；于后篇加校记云：“《（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二十九有此文之引‘予先君’云云，无赋；《（宋）文鉴》卷十收此文，谓为苏过作，今附存于此。”据悉，《全宋文》中的《苏轼文》，是由孔凡礼、刘尚荣、刘尚慈遵循此孔校本模式共同校点完成的，这样做，既保存了底本的原貌，又做出了对底本讹误的校记和补正。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主编者却在孔校本传世十六年后，于2002年《三苏祠》创刊号的“访谈录”中突然说道：“比如《东坡集》的《飓风赋》、《思子台赋》本为苏轼幼子苏过所作，时下的《苏轼文集》仍然作苏轼作品收入。”不知主编者是故意撇开孔凡礼的两处“校记”不顾，还是有意损伤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的声誉？
因此，根据上述四点，我们可以明确地判断说：《全书》之《苏轼文集》说是依据了茅本，但事实证明不是；说是依据了《全宋文》本，但也有其差异；说它是自编本，编者又没有做任何交代，看来也不像是。主编者使用底本的这种颇大的随意性，只会给古籍整理工作带来混乱。
5、《全书》之《苏轼诗集》，在运用底本问题上也出现了漏洞。主编者在《苏轼诗集叙录》中说：“以纪昀《评苏文忠公诗》为底本，因为纪昀是以查注为底本进行评论的，而查注是清初比较重要的苏诗注本。”这也就是说，《全书》既用了纪昀《评苏文忠公诗》为底本，也同时用了清?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即《初白庵苏诗补注》）为底本。对此，刘尚荣在其《一瞥》中尖锐指出说：“《纪评》是在《查注》本上加旁批眉注，圈圈点点。今《三苏全书》编者保留‘查注’本的原文与纪评，舍弃查慎行的注校，遂出纰漏。查注本第四十六至五十卷，分别收入补编诗与他集互见诗，并在注文中交代了自己的意见与主张。但《纪评》将这四卷也笼统称为‘古今体诗’而不说明互见等情况，即将这些诗一律归在苏轼名下。其实查慎行及后来的冯应榴等人都对某些互见作品的归属有考证，例如《老翁井》、《送蜀僧去尘》两首诗，查慎行明示‘皆老苏公作也’。……于是《三苏全书》中出现了颇令人捧腹的一幕：《老翁井》、《送蜀僧去尘》既收入《苏轼诗集》又收入《苏洵集》，却没有校记按语。”这就形成了“同一位编者同一套书，令同一篇作品同时出现于两人以上的专集中”，形成“莫名其妙”的错讹现象。
6、《全书》的《苏轼词集》，在运用《全宋词·苏轼词》为底本时，也出现了问题。据刘尚荣《一瞥》指出：“编者说是用《全宋词·苏轼词》为底本，其整理加工的定本却无缘无故地删去了《全宋词》编者唐圭璋、王仲闻在某些词后附加的案语与说明，这些案语大都是交代作品出处，考辩作者真伪，指明互见等情况。……例如《全宋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3页载苏轼《踏莎行》（山秀芙蓉），词后注明出处是‘《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三’，案语云：‘此首别又作贺铸词，见《东山词》卷上。’……《全宋词》案语客观地注明此词互见于苏、贺集的情况，正是为了提醒研读该词者注意，其著作权待定。《三苏全书》漠视这种案语，不做任何考辨便定此词为苏轼作，难免招来后患。……其实这首词并非苏轼所作。由河南大学邹同庆教授及河南财经学院王宗堂教授撰著的《苏轼词编年校注》将此词列入《附编三·误入苏集词》栏，附以评考。”明确认定是贺铸作品，可从。《全书》主编者由于只注意拾遗补缺以求“全”，却忽略了去伪删重以存“真”的重要性，而对其底本文字做了盲目的删除，本想当作自己的“新发现”，竟堕入了适得其反的错误境地。
7、从辑佚方面看，《全书》之《苏洵集》在使用底本时，也出现了违背整理规范的事例。按照一般辑佚规范，编者应先找出最早出处，不能用后出版本为依据。如《苏洵集》中的《水官诗》，苏洵自己集中未收，它系出自明?成化刊本《东坡七集》之附录。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之《次韵水官诗并引》附有“七十”条校记云：“《外集》以此引为题，题云：‘京师净因院大觉琏禅师，以阎立本画《水官》遗编礼公，公既报之诗，谓轼，汝亦作，轼顿首再拜次韵。’”又第“七十一”条再校记云：“《七集》附录老泉诗云云……现存各苏诗刊本，首收《次韵水官诗》，附录老泉诗者为《七集》本，自当从。”可见，苏洵《水官诗》最早出于《东坡七集本》，而《全书》却注说：引自“查慎行《补注苏文忠公诗?次韵水官诗》附录。”查注苏诗系清?康熙年间的晚出版本，不能依之做“补佚诗”之据。更何况，晚出本常在文字上有出入，形成与原底本相差异的情况，如《东坡七集》“轼”作“某”，“献之”作“以献”，近真。疑查注本有误改者。
三、《全书》屡有漏编、误编等错讹情况：
1、如《全书》《苏辙集》中的《缴駮青苗法疏》，见于《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八，《宋史?食货志四》；别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七，题作《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孔凡礼认为，此篇乃苏轼之作品，他还在《苏轼年谱》中考定是写在元祐元年八月四日。又郎本、《七集·奏议集》皆作苏轼文。但《全书》不仅误作苏辙作，且又只节用了苏轼该文的后半部文字，而以其文中间的“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为起头（下文除个别文字外全部相同），而形成残文。据知，苏辙于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曾作有《三乞罢青苗状》，但并非此文。
2、在《全书》《苏轼诗集》中录有《和南都赵少师》及《寄汝阴少师》二诗，定为苏轼作品。其实，此二诗乃苏颂之作，见《苏魏公集》。孔凡礼于1986年在其点校的《苏轼诗集》第二次重印本中列有《重印后记》，对此事做了说明。
3、《全书》《苏轼诗集》卷四十五之《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附录”有何薳《春渚纪闻》云云。按，此《春渚纪闻》乃《潘子真诗话》之误。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一引《复斋漫录》、施注苏诗及元?陈秀明《东坡诗话录》皆曾引及之，可证。
四、《全书》在文字校勘、标点断句方面，也屡见失误：
1、《全书》《苏洵集》之《与君懿郎中帖》，主编者系录自《六艺之一录》卷三九三。但以之与最可靠的《晚香堂苏帖?跋先君与杜君懿郎中帖》相较，文中错误即有数处：如“顾临”，帖作“临顾”；“末”作“未”；“已”作“亦”。
2、《全书》《苏轼诗集》第七册之《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诗中有“与君世世为兄弟”之句，其“世世”宜作“今世”。今见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九作“今世”，其有第[一一五]校记云：“施乙作‘今世’。今从。”“施本”即南宋施元之、顾禧、施宿合撰的《注东坡先生诗》，是今见最早的编年注本之一，后世有“故读苏诗者，无人不知施注”（见梁章钜《退庵随笔》）之称。故宜从之。按，北京师范大学启功教授认为“世世”不通，“今世”义胜。
3、《全书》第五册《东坡先生志林》卷一《书青州石末砚》云：“砚当用石，如镜用铜，此其材本性也。”按，文中“其”字当为“真”字之误。见中华书局版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同题文。
4、《全书》《东坡先生志林》卷之二《书鸡鸣歌》引《晋太康地道记》有“后汉固始、铜阳、公安、细阳四县”之语。按，“铜”乃“鲖”之误。见中华书局版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同题文。
5、《全书》《东坡先生志林》卷之二《若稽古说》云：“‘若稽古’，其训曰‘顺考’。古之所谓‘若’，今之所谓‘顺’也。”文中有明显标点断句错误。按，正确标点应该是：“‘若’稽古，其训曰‘顺’。考古之所谓‘若’，今之所谓‘顺’也。”校点者似乎连文字内容还没有读懂。
6、《全书》引文有脱漏者。如《苏辙集》卷五九引《苏颖滨年表·刘惟简等除内侍省押班词头不当奏》文中，在“凡内批转官”句下，脱去了“或与差遣”四字。
像以上文字错讹之例，还可举出不少，可说《全书》的文字标点错漏，已大大超过了万分之一的编校常例，按理似应判作“不合格产品”。
五、《全书》颇有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1、《全书》的《苏轼诗集》卷末有《苏轼诗集补遗》，其中自《和南都赵少师》以下至《题双楠轩?慕容晖所居》共二十九首诗，均采自中华书局1982年2月出版的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末之《增补》，其略异者，只是在排列次序上有所不同而已。《全书》主编者在《苏轼诗集叙录》中并没有提及采自孔凡礼《苏轼诗集?增补》之语，仅在每首诗后直接注出原见书（亦当录自孔书），其实，这应属掠取了他人的劳动成果。尤其可笑者，其中《和南都赵少师》和《寄汝阴少师》二诗，乃苏颂作品，见《苏魏公集》。孔凡礼在第二次《苏轼诗集》重印本中有《重印后记》作了说明。《全书》主编者竟未察觉孔凡礼的校正，仍然把此二诗放在苏轼名下。结果是欲掠人之美未成，反而自食其恶果。
2、《全书》《苏辙集》只署曾枣庄一人主编，但记得1987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栾城集》，是由曾枣庄、马德富二人共同合作校点。怎么到了今天，却没有了马德富教授的名字呢？是否《全书》之《苏辙集》真的是另起炉灶了？然而在察看《全书》《苏辙集叙录》称其底本、校本云：“以明·清梦轩本为底本，校以宋刻《苏文忠公集》、宋刻递修本《苏文定公集》、宋刻递修本《栾城集》、宋婺州王宅桂堂刻本《三苏先生文粹》、宋刻《标题本三苏文》、四部丛刊本《栾城集》，清道光壬辰眉州三苏祠本《栾城集》。”以之对照上海古籍版《栾城集》“前言”所云底本和校本，其内容完全一样。不仅如此，在《全书》《苏辙集》的整体内容上包括原文、校注的文字，及诗文标点与分段，也都基本相同。显而易见，《全书》的《苏辙集》是毋庸讳言地包容着马德富教授的辛劳和汗水——他的劳动成果，至少是部分地被《全书》侵占了。至于《全书》主编在苏辙诗文集之后用括号注以“以上见《栾城集》卷十六、卷十八”之类文字，这也不合规范。因它没有明确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及“马德富”字样，同样也逃脱不了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事实。
3、《全书》《苏洵集》的署名情况与上述《栾城集》有近似处。1993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嘉祐集笺注》原由曾枣庄和金成礼二人共同校注，现对照《全书》与《嘉祐集》二书，知其使用底本和校本基本相同，而《嘉祐集》的校勘系由曾、金二人合作完成，现却由曾枣庄一人署名点校，显然有同样的侵占金成礼劳动成果的印迹。
这里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参照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被三家公司移作电子产品后与之打官司获得“中华书局赢了”的一审判决报道中所强调的内容看，文学古籍如《嘉祐集》、《东坡集》、《栾城集》，是属古代作家“三苏”父子各自的创作，今人不享有版权；但对这些文学古籍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校勘、标点，并分段、附加详尽的校记与评注，它就成了一项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有形形式进行复制的智力成果，这样的古籍整理作品，则享有著作权、并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随意将一些专家（如孔凡礼）的古籍整理作品，或自己与他人（如马德富、金成礼）合作的古籍整理作品，拿来署上自己一个人的名字，便是侵占他人的科研成果，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这是当今“著作权法”所不容许的。
六、《全书》编者有意攫夺孔凡礼首倡《艾子杂说》是苏轼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严重：
孔凡礼在1985年第3期《文学遗产》上发表了《艾子是苏轼的作品》的著名论文，曾引起轰动。它以与东坡前后同世的周紫芝《夜读〈艾子〉书其尾》诗为据，证明了《艾子》（即《艾子杂说》）是苏轼的作品。随后，朱靖华又发表了佐证孔凡礼论点的《论〈艾子杂说〉确为东坡所作》（载《文学遗产》增刊1987年第十八辑）一文，它从东坡的身世经历、个性品格和“艾子”形象构成以及补充两条纪实性资料等诸多方面，全方位地佐证了孔凡礼论文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曾枣庄在当时曾是《文学遗产》的编委之一，他并多次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朱文又曾在苏轼学术研讨会上分发过，与会学者人手一份，曾枣庄作为学会副会长，他当然知晓。即他不可能不知道孔凡礼为当代论《艾子》是苏轼作品的首倡人。那么，曾枣庄作为《全书》的主编者，他理应在书中直说孔凡礼是首先发现《艾子》是苏轼作品的事实。但是，曾主编不仅佯作不知，反而有意否定孔凡礼的新发现，并企图一举“取而代之”，实属不应该。今细察编者在《全书》中的种种手法，可谓殚精竭虑。试看：
1、目录上加标“旧题苏轼撰”醒目文字，借以掩盖孔凡礼是“首倡者”的事实。这个“旧题”字样，似乎在向读者申明：说《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乃历史上早有人说过的事情，而与孔凡礼无关。
2、而后，曾枣庄在《全书?苏轼文集叙录》中公然说道：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的《苏轼佚文汇编》，“对一些传为苏轼之书而未必可靠者，如《艾子杂说》、《渔樵闲话录》、《续杂纂》，编者亦只把它们作为附录：‘未敢遽定，以其传世已久，又未敢遽弃，今亦入于附录。’”这不仅正面否定了孔凡礼在《文学遗产》论文中的“首倡权”，反而倒把孔凡礼当作了否认《艾子杂说》是苏轼可靠作品的传播者，可谓黑白颠倒。然而，曾枣庄并没有想到，他在《全书?苏轼文集叙录》中所说的这段话，恰正露出了自身的马脚。因为孔凡礼在其《苏轼文集》“简例”第四条中早已明确说过：“寓言故事组编《艾子杂说》，北宋末周紫芝已肯定为苏轼所作，今亦收入本编。《苏轼文集》卷七十三有《桃符艾人语》等编，亦属寓言故事，《文集》入杂记之记事类，殊属不合，今入《艾子杂说》于附录。”下面还紧接着说：“《渔樵闲话录》，涵芬楼铅印本《说郛》、明赵开美刊《东坡杂著五种》皆收入。涵芬楼铅印本《说郛》、宛委山堂本《说郛》及《东坡杂著五种》皆收有《续杂纂》。二者均谓苏轼撰。然未敢遽定，以其传世已久，又未敢遽弃，今亦入于附录。”对于上面这两段文字的表述，孔凡礼发表《当代谁是“〈艾子〉为苏轼所作论”的首倡者——与〈三苏全书〉的编者商榷》（刊在中华书局《书品》2002年第6期，其中曾正面批驳《全书?苏轼文集叙录》的这段话：“这里的两段文字，第一段完全肯定《艾子杂说》是苏轼的作品，专讲《艾子》。第二段讲《渔樵闲话录》、《续杂纂》。讲‘二者’未必是苏轼的作品，但为审慎计，‘又未敢遽弃’。”孔凡礼接着斩钉截铁地说：“我的表达十分清晰，不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释。”并说：“《全书》编者却把《艾子》与《渔樵闲话录》、《续杂纂》混为一谈，把我评价《渔樵闲话录》、《续杂纂》的观点，扩大并移植到《艾子》，否定我是当代‘《艾子》为苏轼所作’论的首倡者，为取而代之铺平道路。这对《苏轼文集》的出版者中华书局及我个人的学术声誉，均构成了伤害。”为此，孔凡礼犀利指出说：《全书》第五册《艾子杂说叙录》中的文字，及其关键性考证材料，不仅与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的《艾子》校语的“考证结论雷同”，“有的句子和‘《艾子》校语’的句子一模一样，谓之抄袭，并不为过。”《全书》编者的这种“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造假“手法”，是要“给广大读者一个错觉，似乎这一切都是《全书》编者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是他们的新发现。”孔凡礼的批判揭露，可谓入木三分。
3、《全书》编者再搬出自己内部人的评论文为其作伪证：署名洪顺作的《洋洋巨制，巍巍丰碑——评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巴蜀文化研究成果〈三苏全书〉》（发表在《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20日，原题为《〈三苏全书〉熟透出炉》），在《全书》研讨会上广为散发，作者更直截了当地说谎道：“本书编者在吸取今人（如王水照）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认真考证，将其（指《艾子杂说》）作为苏轼真品进行整理辑录，为学人们增加了可信资料。”洪顺所谓的《全书》编者“吸取今人（如王水照）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认真考证”云云，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王水照先生已经否认了他曾写过有关《艾子杂说》的任何文章，并承认《艾子杂说》是苏轼作品的首倡权应属孔凡礼先生。看来，《全书》编者的“认真考证”竟是“认真造假”。更奇怪的是，洪顺反而站出来说目前学界“需要打假”。究竟要打谁的“假”？《全书》编者不是已经把自己的“假”合盘托出了吗？
七、散发大量《全书》宣传品，不切实际地张扬主编者自己：
1、据手头所见资料，《全书》出版两年来，已经散发过四份彩色宣传品。最早一份的《“苏学”学术图书展》，是打着“全国苏轼研究会供稿”的名义，推荐了“经典苏学学术作品及书影”的《三苏全书》。把刚出版的书，即奉为“经典”，这是绝无仅有的。又，在2004年8月“江阴苏轼学术研讨会”上散发的第四种“直邮广告”宣传品，竟在“作者简介”栏里，独独标出了“主编曾枣庄先生”一个人，另一位主编舒大刚先生的名字不知为什么不再介绍？而且在这“简介”中，突出地张扬自己主编了“近一亿字”的《全宋文》。这“近一亿字”的数字，初看起来似乎很是吓人，但究其实际，却是既“虚”而又“小”的。首先，人们不可能逐字去点数《全宋文》究竟有多少文字，所谓的“近一亿字”，显然是个估算“虚”数。“虚数”便不会是准确的、可靠的。再说，《全宋文》的主编实有两位（另一位是刘琳先生），这“近一亿字”是否应该分派给两个主编？还有其他十数位的编者呢？其他主编和编者若照此例都有“近一亿字”的承担量，岂不《全宋文》的总字数，将会膨胀到两、三倍乃至十几倍，甚至是十数亿字了吗？这种主编数字的张扬，可说毫无意义。再从另一个视角看，“近一亿字”的数额又是很小很小的。现今电脑的内存硬件可储“千兆”、“万兆”文字，任何学者都可以将别人现成著作加以“主编”成书，十分方便。这样，以“亿”和“兆”相较，岂不是“小巫见大巫”了吗？对此，我觉得应该向王云五先生学习，当年他主编《万有文库》时，其主编数字肯定会超过“亿”字，但他并未以此来张扬自己，也并未为此而感到荣耀。
2、在教育部语文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三苏全书》宣传广告中，公然为曾枣庄主编戴上了“权威——国际知名学者”和“国际‘三苏’研究巨擘”的桂冠，可谓张扬到无以复加了。但这对于读者来说，恐怕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顶桂冠是否合适？希望广大读者和网友们做出自我判断。
总之，这次对《全书》的重评，使我汲取到了四条经验教训：其一，对于任何一部苏学研究成果的问世，应做具体分析，都不能凭感情用事——“喜悦之情”，代替不了实际的质地；其二，我曾轻信“学会副会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之类头衔称谓，事实证明，某些带有显赫光环的人，未必都是学问最高、学风最严的人；其三，要学会舍弃张扬性宣传材料中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内容；其四，对于任何著作，都应该和必须细读深察，经过认真思考，做出科学的、可靠的判断。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