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学发展的历史，实在是如入烟霭迷濛的万山丛中，不知路在何方。我们常常可以不费思索就说出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一大串作家作品的名字来，仿佛文学史就是如此的简单，一目了然。但是如果进一步想下去，已经了然的却就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我们对于那些作家作品的解读，是不是符合于他们的本真呢？我们有各种各样解读的方法，哪一种解读方法更符合于历史的真实呢？最近有一位学生对我说，我们应该用古人的思维方法，才有可能正确解释古人的言论。我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思维有它自己的发展史，我们解读的历史，是我们眼中的历史。我们的思维能力，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受着环境的制约。生当今世，而要用古人的思维方法，那只能是一种幻想。我刚读完戴燕先生的近著《文学史的权力》，更坚定了我的这个想法。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史，对同一种文学现象，时而这样看，时而那样看，昨天认为正确的，今天变成不正确；今天认为正确的，又焉知明天不被否定。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视角受着当世思想环境和认识水平的制约。除了极少数的先知之外，我们只能从当下的思想环境和思维能力看历史。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历史的原貌究竟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的踪迹，可让我们寻觅。近千年前，王安石已说过：“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他真是把一切都看透了。史料为我们留下的，未必就是当年事件的真实。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有可能通过对于出土文物的检测去寻找历史的踪迹，但我想，我们也只能说历史的某一个侧面是这样，如此而已。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批竹简，记载着某个人的话或某部书的某些篇，我们当然有可能据之修正存世史料的某些记载，但我想，我们也只能说到一定的限度。在楚墓发现的一位鲁人的话，又焉知当年流传过程中有无变异。我们至多只能说在楚国流传的那位鲁人的话是如此，而不能说那位鲁人的原话就是如此。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感于面对历史时的无奈。我们现在就回到明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上来。我们知道，明人是善于作伪的。甚至作伪可以作到被作伪者的跟前。张凤翼在《谭辂》里就说：“予既纂《选》注，意欲续补至本朝，既乏书籍，亦惧岁不我与，不敢冒昧。不意坊间有《续文选》出，而弁以贱名，是重予罪过也。惟冀贤者察之耳。”（《谭辂》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明万历刻本）稍前于张凤翼的唐寅，生前就有关于他的种种说法，事实与传闻杂糅，哪一个是真的唐寅呢？我们讲明代诗文，是把前后七子看得很重的，但是关于他们的影响，说实在的，多数还来自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的记述。那些记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也就大可研究。存世的史料真真假假，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真感到无奈。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种虚无的态度对待历史。我只是想说，我们应该十分小心地对待历史而已。就明代的文学思想史而言，学者们虽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存世资料的极端繁富与复杂，仍然有许多问题我们并不清楚。有许多的领域我们事实上还没有涉及，有的虽涉及而其实不甚了了，可开拓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比比皆是。门人孙学堂选择王世贞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转变的关系，我想就是这种开拓的一次尝试。嘉靖朝在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处于重大转变中的过渡期，从明代前期向着后期转变。活动于此一时期的不少人物，思想上大多有着这一转变的某些特点，王世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嘉靖朝度过了前四十年，经历过嘉靖朝的复杂的政局和思想的变动。他晚年执掌文坛二十余载，得及见重性灵、重自我的思潮的蓬勃兴起。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复杂性。学堂的论文，我以为在这一点上是说得很好的。他说：“从性灵说的立场看，王世贞没有从格调说的立场走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其理论仍然可以归入格调说的范畴；但从前后七子的格调派的立场看，他则是走出了很大的一步。从这一意义上说，其理论又可称为有节制的自然表现论。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折衷’是准折于内心，与追求自适其趣的文学思潮更为接近了，王世贞跨越明中期与晚期两个阶段，成为文学思想转型时期的关键人物，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折衷’实质上是瞻前顾后的徘徊。”这个论断是有分寸的。在学堂的这篇论文中，这类细心的分寸感强的地方还有不少，如说“阳明心学和复古思潮皆在凸现主体精神的同时，压制了个性自由的发展”。如说王世贞晚年的思想，“为文学复古画上了一个重性灵的句号”。在论述过程中，学堂小心地从王世贞思想的纵向和他的周围横向展开，来论述他的文学思想的转型期特点。重实证而弃空谈，用心于材料的细致辨析，力图描述出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本来面貌。学堂的这些论述，会有助于我们对嘉靖前后文学思潮的流变的了解。这是一个点，在这个点的周围，还有一批转型期的人物，有待于我们去研究。
学堂原是学经济的，由于个人的爱好，转向了文学。他带着山东农村淳朴敦厚的气质来南开，为人与学习，都真诚而实在。师友相处，话语不多，而给人以安祥可信赖之感。以他对待学术与人生的真诚，我想，他必定会有丰盛的收获。
2002年金秋于南开大学西南村之因缘居
《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孙学堂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