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记录日军暴行的相册，成为两个年轻人命运的分野。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后，让许多观众在黑暗的影院里流下滚烫泪水。电影的原型源于罗瑾与吴旋经历的真实历史，纵然时光远去，照片可能褪色，但故事需要讲下去。
罗瑾与吴旋两位老人已经过世多年，新京报重新揭露了这段往事。
1923年，罗瑾生于南京，祖上是满族人。他自幼家境贫寒，读过几年私塾后，便辍学在南京中山东路，原财政部对面雨花巷口的「上海照相馆」做学徒。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大规模屠杀，14岁的罗瑾在国际安全区里躲过一劫。1938年元月，罗瑾又在南京估衣廊一家新开的「华东照相馆」里谋得差事。
日军暴行照 他留下备份
某天，一个日军少尉军官走进照相馆，掏出两个胶卷递给罗瑾冲洗。「他用的是樱花牌」，罗瑾对当天的细节印象深刻，大屠杀进行了数周，电力迟迟没有恢复，只能通过日光洗照片。在换水过程中，罗瑾被那些照片吓了一大跳，日军对南京老百姓杀人强奸等暴行，就这样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
恐惧之余，罗瑾生出一个朴素的念头，「想办法把这些照片留一套下来」，他转身去了暗房，「匆匆忙忙、心惊肉跳」把那些照片又洗了一套出来。从此以后，陆续有日军前来洗照片，罗瑾也都多洗了一套。渐渐地，他保存了30多张沾满鲜血的罪证。
考虑到受害者的尊严，他剔除了那些强奸凌辱女性的照片以及一些曝光不足、曝光过度的照片，最后留下的照片一共16张，并用厚卡纸装订成一本小相册。贴好照片的深夜，罗瑾在相册封面上画了一颗淌血的心脏，一把刺向心脏的刺刀，一个「耻」字，以及一个代表「为什么」的问号。为了纪念那些死去的人，他给这些图案勾了黑边。
相册写「耻」 紧带在身边
就这样，这本相册如一颗定时炸弹般陪伴着罗瑾东躲西藏。1940年，为讨口饭吃的罗瑾，报名参加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信队。在毗卢寺受训期间，罗瑾把相册用胶布贴在床板的下方。
1941年年初，汪精卫要对通信队进行视察，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寺庙内紧急开始了一场大清查。罗瑾慌了神，相册显然不能再放床下了，情急之下，他来到茅厕，在墙上抠了一个洞，将相册塞进去，然后再用泥巴将洞堵住。
罗瑾每天都要去茅厕确认相册是否完好，大约十天后，他突然发现相册竟然不翼而飞，他吓得全身冷汗。
整个通信队只有罗瑾是照相馆学徒出身，他意识到，如果查起来，自己一定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于是，家里托关系给他请了个长假，罗瑾连夜逃往安徽乡下避难，此后流亡多地，去过上海、西北，最后随儿子在福建大田县落脚定居。
罗瑾不知道，那本相册被通信队里同龄的吴旋带走了。
当日凌晨，吴旋去后院如厕。在低矮的禅房茅厕里，他注意到墙角砖缝处的异样，掏出来一看，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相册，十余张日军狰狞的屠杀照片赫然在列。
吴旋吓坏了，他把相册揣进贴身衬衫里，心跳得很厉害。
那段时间通信队已经传出寺庙内藏有日军相册的风声，一位政训员召集全体学员训话，声称现在是中日亲善，如果不交出皇军的相册，后果十分危险。
那时是吴旋距离危险最近的一次，即使很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他仍然感到十分恐惧，「幸好那天没有搜身，如果搜身的话，一定会被发现，当场枪毙」。
有了那次全体训话后，吴旋也在思考能把相册藏在哪里，他们班住在毗卢殿内的万福楼里，楼上是方丈的寝室，楼下的大殿正中是一尊金身弥勒佛。吴旋灵机一动：就是那里了。
弥勒佛底座的藏匿处
集训队两小时要换一次岗，趁着夜里换岗的时间，吴旋将相册放在弥勒佛背后底座的一个洞里。和罗瑾一样，吴旋每天都要去确认一下相册是否还在。
1941年秋天，经过大半年学习，吴旋分配到通济门外五团当修电话机的技师。在离开前，吴旋趁着夜色来到弥勒佛背后，取出了那本相册，放在黑色皮包底层。来不及和同学道别，吴旋带着行李和那个黑色皮包，匆匆忙忙离开了毗卢寺。
那本相册一直躺在吴旋的黑色皮包里，直到1946年。
吴旋当时住在南京四条巷小杨村，失业的他翻看报纸寻找招工信息，一条「谷寿夫押解来京」的新闻吸引他注意。 当年，全南京城贴满告示征集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吴旋知道，那本相册应该去该去的地方了。他打开尘封已久的黑色皮包，取出那本藏了多年的相册，送到位于新街口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旋郑重地写下呈文，「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数据」。写完后，他重重地按下一个手印。
第1号证据 让日将认罪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市黄浦路（中山东路口）的「励志社」黄埔厅大礼堂，对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开庭公审，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呈现。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
这本相册成为谷寿夫被定罪的铁证。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送至雨花台刑场，依法枪决。
新中国成立后，吴旋在江南汽车公司做过驾驶员，后来进入南京市蔬菜公司负责仓储供应。他娶妻生子，过着平凡的日子。但他始终有一个心结，当年作为定罪证据呈交的相册在审判后并没有归还给他，吴旋很想知道，那本相册下落何方。
和他一样在默默寻找相册的，还有远在福建的罗瑾。带走相册的人是谁，罗瑾既好奇又耿耿于怀。
1990年的夏天，罗瑾在南京的旧友之子出差到福建厦门看望他。这位晚辈提及，媒体报导了一名叫罗瑾的青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死保留了一本日军烧杀劫掠的相册，罗瑾听完，心里就像平静的湖面被投下一颗石子。
直到朋友在1991年寄来一份上海「文汇报」给他，上面刊登了吴旋的专访，罗瑾压抑多年的谜团就此被揭开。
1993年10月，趁着回南京给老伴扫墓的时机，罗瑾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陈列室，罗瑾一眼认出了他收藏的4张照片，「这些就是我原来保存的」。他的话惊动了工作人员，纪念馆数据部主任赶来将他请到接待室，听他讲述照片的来龙去脉并录像留存。
回到大田县，罗瑾仍然经营着「上海照相馆」。1994年11月底，店里来了一位客人冲洗照片，在等待的时间里，罗瑾聊起了这段往事。
这位顾客是林春忠，当年他在大田县委报导组工作，职业敏感性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挖掘的题材，林春忠立刻为罗瑾拍摄工作照，写了一篇图片新闻寄给「三明日报」编辑部。一周后，「三明日报」要闻部的编辑张盛生坐了大半天班车赶来大田，采写了「血证」长篇通信刊发。
罗瑾的故事被多家媒体转载，也因为媒体的争相报导，促成了罗瑾与吴旋的重逢。
抗战胜利50周年 两人激动双手紧握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罗瑾回到了南京。当年6月9日，他们共同受邀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是两人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首次重逢。
「我叫吴连凯，你知道吧？」吴旋笑呵呵地朝罗瑾打招呼。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他把原来的名字吴连凯改成了吴旋。罗瑾愣了两秒钟，脱口喊出吴旋当年的绰号「黑皮」。吴旋感叹，「你走了后，我们遭了不少罪」。从少年到暮年，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吴旋的女儿吴建琦至今珍藏着罗瑾来南京时的照片，吴旋在照片背后写下备注：95年6.9，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广场与罗瑾及其子罗祖英合影。当年两位老人聊了很久，彼此都很感慨。
1997年7月，吴旋因贲门癌去世；2005年，罗瑾也在上海病逝。
报导指出，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后，62岁的吴建琦和家人走进电影院，看这段与父亲吴旋有关的故事。
吴建琦吐露，父亲是一个低调谨慎、沉得住气的人。自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知道父亲的秘密。某天，还在上学的侄子回家向长辈们说起学校组织参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见闻，提到展馆内一本日军在南京烧杀劫掠的相册，吴建琦说，当时父亲只在一旁静静听着，并未作声。
没过几天，父亲突然提议让吴建琦陪他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展馆内，吴旋见到了那本巴掌大的泛黄相册，「这不就是我当年藏的那本吗？」吴旋情绪激动，手指颤抖着指向玻璃展柜中的相册。
吴建琦回忆，馆长闻讯赶来，确认了父亲的身份，激动的说：「吴老，我们一直在找你啊」。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吴旋将吴连凯的名字改为了吴旋，导致相关部门一直未能联系上他。
那是吴建琦第一次听说父亲惊心动魄的往事。而那本相册的制作者罗瑾，同样守了这个秘密数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