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度日益增高，中国的网民数量异常庞大，网信办作为网络主管部门，对网络的管制一直不曾松懈，除了常规性的“清朗行动”之外，还隔三差五地开展各种专项行动，对网民保持高压态势。最近，不仅针对成都世运会，还针对医疗科普，可谓无所不管。
虽然中国早前的法律对于职工社保有明文规定，但是，除了一二线城市落实较好之外，其它地方能为职工正常缴纳社保的用人单位所占比例并不高。不过，只要双方达成一致，也无可厚非。现如今，随着最高院关于职工社保的最新司法解释出台，强制社保便开启。在经济每况愈下的今天，强制社保的目的显然不是为民而是为官。
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均负债累累，然而，非税收入却在逐年增长，表明各种罚款正大行其道，一些小微企业叫苦不迭。三部委联手整治涉企罚款乱象，能否真的奏效值得怀疑。
最近这些年，各地的形式主义异常严重，基层干部焦头烂额，每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应付各种会议和学习活动，从而荒废了为民服务的主业，两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或许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大环境下，难以根本扭转。
“再穷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在现实当中，只能流于口号，很多家庭从孩子学前就得面临巨大的经济负担，读幼儿园的费用可能相当于读大学。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本是好事，但是，提供免费学前教育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又是一项不小的开支，会不会严加落实仍待观察。
本期目录
一、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清朗·成都世运会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二、中央网信办联合多个部门发布关于规范“自媒体”医疗科普行为的通知
三、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将职工社保纳入强制性轨道
四、三部委联手整治涉企罚款乱象，行政复议新规剑指“小错重罚”
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六、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
七、两高”发布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开展“清朗·成都世运会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7月31日，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做好成都世运会保障工作，决定自8月1日起开展为期20天的“清朗·成都世运会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围绕世运会举办，集中整治6类突出问题，包括散布涉世运会及相关地区公共政策、社会民生领域虚假信息及谣言；发布有关人群、地域歧视的信息，煽动群体对立；未经许可擅自开展涉世运会相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和发布虚假赛事视频；假冒仿冒世运会相关网站、应用程序等；组织“人肉搜索”，泄露运动员等个人隐私信息，实施体育饭圈不良行为；片面、歪曲传播突发事件信息，假冒当事人或相关人员身份发声等。通知要求各地网信办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排查处置。（详情请见：https://www.cac.gov.cn/2025-07/31/c_1755675733092097.htm）
评析：中央网信办针对互联网的行动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紧接着整治自媒体的网络专项行动，就宣布将开始关于成都世运会的网络整治专项行动。回顾过去，专门为一个非京城举办的活动进行专项整治，这还是头一遭。
此次成都世界运动会（The
World Games 2025 Chengdu）是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是由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主办的一项国际性体育盛会，竞赛项目以非奥运会项目为主。于8月7日至8月17日在成都举行，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举办世界运动会。国际体育盛事，除了展现强大的体育精神之外，还普遍倡导包容，然而，中央网信办却要反其道而行之。
对于这类活动，民众原本深表欢迎，但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国际形象，当局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方面要给来华的外国运动员以宾至如归之感，另一方面，要消除一切看似影响形象的因素，如蒙冤受屈者街头抗议等等，实际上，体育盛事反倒成了扰民活动。现如今，只要提前部署和舍得砸钱，对于现实中的抗议基本上可以做到管控得滴水不漏，但网络管制相对困难较大。
为了给各国运动员开道，体育场馆旁边都会进行严厉的交通管制，从而引发民众的吐槽声。另外，因为承办这类活动耗费巨大，无形中增加了民众负担，导致怨声载道。中央网信办提前通知将进行针对世运会的专项整治行动，显然是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所以才会公告天下，以震慑潜在的不同意见者。
虽然整治的内容当中，如针对假冒世运会的相关机构进行非法经营或者诈骗活动等值得欢迎，但是，针对“散布涉世运会及相关地区公共政策、社会民生领域虚假信息，捏造可能引起恐慌的灾难事故、违法犯罪、食品产品质量问题等谣言，特别是在权威辟谣信息发布后仍大肆造谣传谣的行为”，“片面、歪曲传播突发事件信息，假冒当事人或相关人员身份发声，关联翻炒旧闻旧事”等则很可能成为打击独立声音的借口，进一步侵害媒体的新闻自由和民众的言论自由权。
二、中央网信办联合多个部门发布关于规范“自媒体”医疗科普行为的通知
8月1日，中央网信办联合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自媒体医疗科普行为的通知。自称为加强自媒体医疗科普内容监管，保障公众健康权益与医疗信息安全，要求自媒体开展医疗科普需遵循“科学、准确、合规”原则，发布内容须基于权威医学共识，不得夸大功效、虚假宣传，严禁涉及未经临床验证的诊疗方法、虚假医疗产品推荐。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疗从业者方可开展专业医疗科普，非专业自媒体不得发布疾病诊断、治疗建议等专业性医疗内容。平台需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医疗科普内容审核机制，对违规账号采取限流、下架内容、封禁账号等措施，同时畅通举报渠道，鼓励公众监督。（详情请见：https://www.cac.gov.cn/2025-08/01/c_1755764425442686.htm）
评析：中央网信办可以说无所不管，这一次竟然联合多个相关部门发布规范“自媒体”医疗科普行为的通知，通知过后显然要展开相关行动，对他们眼中不规范的“自媒体”医疗科普信息加以管制。
不可否认的是，在互联网上，的确存在一部分“自媒体”发布夸大其词的医疗科普信息，以此来推销药品或保健品或带动线下客流量。对于这类自媒体和相关药品、保健品销售、医疗机构应进行处置，不能听之任之，以减少对民众的危害。
但是，官方机构联合发布上述通知，却有垄断医疗科普信息之嫌，似乎只有官办的医疗机构或者媒体以及具有资格的医师、药师才能发布相关信息。事实上，这种被官方视为“权威”的医疗科普信息并不一定可靠。譬如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官媒和官方医疗机构和人士，也曾大力鼓吹疫苗的作用，但后来证实有害无益，而民间关于其副作用的传言则纷纷被证实。
在医疗科普方面，实际上对很多疾病该如何治疗，患者该注意什么，存在一定的争议，或者说不同的患者，可能情况不一样，对张三管用的未必对李四管用。尤其是在中草药领域，同样的疾病，因为症状不一，所以用药都存在区别。很多老中医，医德高尚，只是没有证件，不等于说他们的经验就没有价值。
中国自古就有“久病成医生”之说，有些患者在经受病痛折磨过后，经过治疗取得效果，为了让来者少走弯路，现身说法也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归根结底，只要不是故弄玄虚和刻意欺骗，谁都有资格进行医疗科普，相关部门更需要的是包容，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只打击违法和违德的那一部分即可。否者，就成了千篇一律、万马齐喑。
三、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将职工社保纳入强制性轨道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发布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首次对社保缴纳义务的法律属性作出明确界定。该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任何通过书面协议、口头约定或劳动者单方承诺方式规避社保缴纳义务的行为，均被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详情请见：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72691.html）
评析：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可谓多如牛毛，然而，此次司法解释一经发布，其中关于社保的这一条便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它意味着职工社保将纳入强制化轨道，倘若用人单位不为职工购买社保，只要职工向相关部门举报或者诉诸法律，用人单位不仅需要将社保补齐，可能还面临高额罚款。
官方舆论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劳动保障体系在制度层面实现重大突破，将社保缴纳义务从传统劳动关系范畴延伸至司法保护领域。事实上，出现的是两极反应，一方面，求职与从业者纷纷叫好，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则叫苦不迭。
众所周知的是，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各地都是哀鸿遍野，从前热火朝天的商业街，如今纷纷出现关门闭户的情况，一些公司也在效益欠佳的情况下，纷纷倒闭，或者裁员。当社保具有强制性，原本就经营举步维艰的私营单位可能雪上加霜，加快倒闭的步伐。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于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就已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2011年施行的《社会保险法》也明确了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五险。但是，放眼全国，除了一二线城市落实得比较好之外，其它城市没有购买社保的单位数不胜数。
很多城市，人均工资不高，物价不高，所以，即便用人单位未为职工购买社保，只要按照约定发放工资即可。现在，因为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为此前的相关法条背书，意味着在今后，用人单位不遵照执行就会得不偿失。
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出台过后，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期，在当时，为何不强制社保，而是在现如今让最高法院以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对其强制？显然，当局的初衷不是为了劳动者，而是为了以此来充斥社保基金池和弥补财政亏空，动机明显不纯。
社保费用，一般由职工和用人单位共同支付，当其具有强制性，那么很多用人单位可能会想其它办法规避风险，一则是招录年龄较大而无需缴纳社保的人群入职，二是要求求职和从业者注册个体工商户，以合作的形式从业，否则，不敢轻易招录。
可以断定的是，这一变相强制购买社保的司法解释，只会让更多的用人单位陷入更深困境，也会导致更多的年轻人失业。长远而言，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均会造成不利影响。在社保方面，应向其它国家和地区学习，只要你是合法公民，平时尽公民义务，就享受基本的社会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减负，才能让劳动者没有后顾之忧。
四、三部委联手整治涉企罚款乱象，行政复议新规剑指“小错重罚”
8月7日，司法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全国工商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监督职能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的指导意见》及配套的《行政复议监督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旨在面对企业遭遇的大额顶格处罚、无裁量基准处罚等突出问题，打通行政复议通道、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的制度变革。（详情请见：http://www.cctv-cmpany.net/nav8/100563.html）
评析：上述文件的发布，总体而言是广受欢迎的，因为在此前，涉企罚款乱象丛生。很多小微企业，一旦被市场监督或者税务等部门发现存在违规情形，便遭致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罚款，令企业主欲哭无泪却又无可奈何。
在中国，“小错重罚”、“以罚代管”、“以罚增收”可谓常态，尤其是自疫情开始过后的最近这些年，相关执法部门可谓随心所欲、漫天要价。一些小微企业在此情况下，要么默默承受，要么通过找寻关系、送礼等方式来降低或取消罚款。有的因为无力缴纳，只得将企业注销。
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监督职能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的指导意见》及配套典型案例，从人权角度来看，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如果能落到实处，则不至于让企业空喜一场。
譬如说，在某公司不服山东省某市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构纠正了错误的罚款计算基数和顶格处罚决定，避免了企业的财产损失，保障了企业的财产权。《意见》要求重点关注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妨碍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干预各类经营主体自主决策等问题。这有助于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保障企业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维护了企业的公平竞争权，符合人权中平等权的理念。
《意见》还强调运用信息系统归集执法数据、备案并公布各项行政检查信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手段精准识别预警各种乱检查。这增强了执法过程的透明度，使企业能够及时准确了解行政检查信息动态，拓宽了企业投诉反馈渠道，保障了企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该《意见》通过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对企业进行随意检查、处罚等，减少了对企业经营者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和名誉、声誉的损害，有利于保障企业经营者的人格尊严和人格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企业稳定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同时，企业良好的发展环境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促进了劳动者发展权的实现。
中国的法律不一而足，看似方方面面均有规范，但是，因为一党专制和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缺失，以至于很多好的法律法规都无法落到实处，沦为一纸空文。所以，上述文件的发布最终效果如何，能否真的解决困扰企业多年突出问题，尚需时日观察。
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治。基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手脚。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若干规定》，统筹为基层减负和赋能，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详情请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8/content_7035438.htm）
评析：形式主义在中共建政过后一直存在，自毛泽东时代就非常严重，但是，不论是谁执政，都在高喊“整治形式主义”的口号。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式主义的表现和程度有所区别，现如今，形式主义可以说更为严重。
两办发布相关规定，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大同小异，上梁不正下梁歪，形式主义无处不在。因此，两办着手整治形式主义，让人感觉极度讽刺。因为下面都是有样学样，高层如果能杜绝形式主义，基层的形式主义也不会有生存的土壤。
不可否认，在偌大一个中国，基层的会议更多，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更为严重，一些基层干部透露，每周5天工作时间，几乎天天都要开会，大会小会，虽无实质意义，却还不去不行，耽误了大量时间，使得民生工作被忽视。会议和学习活动的目标应该是有助于辖区的治理和民生的改善，但是，现实却是对这些的耽误甚至干扰。
要真正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应该以实际成绩和民众满意度为考核标准。然而，在缺少民主的情况下，各级官僚都是唯上级马首是瞻，所以，在为政过程中，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另类，就只能随波逐流，注重形式而忽略实质。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两办文件下发，但文件所提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不会有所好转，文山会海仍旧会是常态，让无能的官僚乐在其中，却让有能力有责任感的官员无可奈何。
六、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
8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同阶段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减免。免保育教育费标准按公办园既定收费标准执行，不含其他费用，民办园高出部分可继续收取。因免保育教育费致幼儿园收入减少部分，由财政补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意见还提出巩固落实困难群体资助政策，健全学前教育投入机制。（详情请见：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8/content_7035305.htm）
评析：在从前，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让孩子在一些好的幼儿园读书，花费可能比读公立大学还贵，因为学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内，而开办幼儿园需要盈利。这让很多经济状况欠佳的家长感觉担子沉重。因此，国办发布上述文件，让不少家长眼前一亮。
从人权角度来看，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受教育权的保障：受教育权是基本人权之一。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和未来成长至关重要。该意见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以及对民办幼儿园相应减免，让更多儿童能够接受学前教育，保障了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有助于提升全民素质，为儿童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平等权的体现：政策覆盖所有幼儿园大班适龄儿童，包括公办和民办、城市和乡村的幼儿园，体现了平等原则。这有助于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间学前教育资源差距，避免因经济条件、地域等因素导致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就面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保障了流动儿童、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早期教育机会，使每个儿童都能在公平的起点上接受教育。
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促进：学前教育对儿童的认知、情感、社交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良好的学前教育有助于儿童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潜力。免费学前教育政策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使家庭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儿童的生活和发展中，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促进了儿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
社会公平与和谐的推动：从人权的社会层面来看，该政策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通过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能够减少因教育不平等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营造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也是人权保障在社会层面的重要体现。
然而，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可能面临诸多挑战。一是财政压力大。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本身幼儿园经费不足、设施陈旧，交由地方财政全面接管，保障幼儿园持续运营可能存在问题。二是学位供给问题。部分地区公办幼儿园建设缓慢，可能导致学位依然紧张，而民办园收费仍可能居高不下，制约政策效果。三是教师队伍建设。学前教师编制少、待遇低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可能影响教师从业稳定性，进而影响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
七、两高”发布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次日起施行。该解释共12条，旨在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其主要内容包括：明确犯罪方法包含任何掩饰、隐瞒手段；严格审查判断“明知”，防止不当扩大打击；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精准打击犯罪；按上游犯罪类型设置“情节严重”的不同数额标准；新增积极配合追查上游犯罪可从轻处罚情形，鼓励追赃挽损。（详情请见：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8/t20250825_704537.shtml#1）
评析：总而言之，该解释的正面作用较大，首先，实现精准打击与保障人权相统一。《解释》强调对组织者、骨干成员及情节严重者依法从严惩处，对情节较轻者依法从宽处理，严格限定“主观明知”的认定条件，审慎适用推定规则，防止刑事打击范围不当扩大。例如，针对涉银行卡的帮信行为与掩隐罪的区分，释放出慎用推定、防止打击泛化的明确信号，保障了人权，确保刑罚的准确性与正当性。
其次，避免刑罚滥用。《解释》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从犯罪关联性、主观恶性、行为手段及危害后果等多维度全面评估社会危害性，突破“唯数额论”的单一评价模式。这种分类处置、区别对待的机制，避免了对一些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过度适用刑罚，彰显了现代刑事司法精细化与人本化的特征。
再则，提供了悔过自新机会。《解释》新增对“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行为人从宽处罚的规定，为误入歧途者提供了悔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有利于确保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也有助于最大限度挽回群众经济损失。
最后，如果认真落实，可以实现罪刑均衡。《解释》根据上游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差异，创设了阶梯式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对于非法采矿等本身入罪门槛较高的犯罪，设置五百万元的数额标准；对于其他犯罪，则设置五十万元的标准。这种设计实现了掩隐罪与上游犯罪之间的量刑均衡，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避免了对被告人的过度量刑。
当然，要实现以上目标，归根结底还得司法机构遵照执行，倘若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不足，或者办案太过随意，依然会问题重重。另外，该《解释》当中，虽然对一些标准进行了规定，但仍有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明确。例如，上游犯罪为非法采矿等定罪数额相对较高的犯罪，这个“等”还包括什么犯罪？此外，对于“造成损失”的界定以及案发后弥补损失的量刑影响等问题，也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以确保人权保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