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丁聪先生的《古趣图》，有则笑话印象深刻：春秋年间，郑国的洧河发大水，一个富人不幸溺亡，尸体被打捞上来。富人家得知后，欲赎回尸体，岂料打捞者漫天要价。富人家无奈去找邓析讨主意，邓析说：“放心吧！对方只能卖给你，何必急着买呢？”这下轮到打捞者犯愁了，也去找邓析讨主意，邓析又说：“放心吧！对方只能向你买，何必急着卖呢？”
赎尸诡辩（丁聪绘）
故事到此为止，结局未详，但已可想见买卖双方互不相让，陷入僵持的情形。那位左右逢源的邓析，当真是出的好主意，《列子》称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诚非虚语。
有难题，找邓析，似乎是郑国民间习以为常之事，尤其是遇到诉讼纠纷，更非邓析莫能解决。而邓析也有求必应，且明码收费。《吕氏春秋·离谓》载：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大案以长衣衫为酬，小案以短衣裤为报，邓析这代理诉讼的业务，虽算不上多金，却着实开了先河，尊他为“千古律师第一人”，应无疑议。
邓析旗帜鲜明地反对“礼治”，主张“事断于法”，最擅长的便是寻找刑法的种种逻辑漏洞，并由此而创立“刑名之学”。凡他承揽的官司，“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将其“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的诡辩之术发挥到极致，简直无往而不利。
当时郑国的执政者，是著名的革新派子产，他一改过去“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观点，于公元前536年“铸刑书于鼎”，置之场中，公之于众。这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比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还要早一个世纪。
鼎刑
“鼎刑”的颁布，一石激起千重浪，革新派欢呼鼓舞，保守派勃然大怒，只有另类的邓析关注的是“鼎刑”本身。他比子产更激进，觉得“鼎刑”仍是礼大于法，许多律条都不够完善，因据“鼎刑”而私造“竹刑”，将自己对律条的解释和批驳刻于竹上，竹轻鼎重，竹贱鼎贵，自然传之广远。一时之间，“竹刑”竟而隐隐有凌驾于“鼎刑”之势，郑国大乱，民口喧哗。
竹刑
邓析的搅局让子产头痛不已，他似乎天生就是来跟子产作对的，无论子产下达什么政令，他总会想方设法刁难。例如子产下令取缔“悬书”，这是一种类似于张贴大字报的民间议政方式，邓析便发明了“致书”，改张贴大字报为寄送匿名信；子产下令禁止“致书”，邓析又发明了“倚书”，将匿名信夹带于他物里传阅。子产令之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不过刁难归刁难，同属革新派，子产对邓析仍心存一份赞赏，这在“不毁乡校”事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乡校即州立大学，也是乡人议政之所。有大臣向子产建议废除乡校，子产感叹道：“其所善者，吾则从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不仅没有废除乡校，反而经常派人暗中倾听。而邓析正是乡校里抨击时政最尖锐最激烈的一个，想必子产偶尔亦会心有戚戚焉。
子产不毁乡校
可惜子产的继任者驷颛没有这般雅量，邓析倒底还是为自己的叛逆付出了血的代价。《左传·定公九年》载：“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可笑又可悲的是，驷颛加诸于邓析的罪名正是私造竹刑。杀其人而用其刑，无异于过河拆桥，所以《左传》的“君子”颇为愤慨，连用《诗经》三篇予以谴责，论断道：“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驷颛）无以劝能矣。”
邓析之死，令律师这种超前职业昙花一现，终究没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明清时期的讼师，徒具律师之形，而空乏其神。再没有谁像邓析那样，敢于为小民的利益，拿起当权者的武器，针锋相对地嘲弄当权者，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英国法学家波洛克曾说：“法律虽不能使人人平等，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析作竹刑，以便民为目的，与子产铸鼎刑可谓殊途同归，只是走得更远罢了。或许子产也清楚竹刑比鼎刑更易普及，故而纵然威望受损，也并未追究邓析私修法典之罪。待到子产逝去，驷颛执政，竹刑取代鼎刑已是大势所趋。驷颛虽必欲杀邓析而后快，却不得不用邓析之法。邓析若地下有灵，想必也会笑醒了。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拥有三寸不烂之舌，堪比千乘之师，实乃进身良阶。偏偏邓析全不在乎，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赚得寥寥几件衣物。说他是斗士也好，说他是疯子也罢，他生前是孤零零的一个，即使同时代有圣人老子和孔子，亦丝毫无法理解他；死后他依然是孤零零的一个，静静地躺在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深处，似笑非笑，仿佛还在嘲弄这世间的种种不平。
《邓析子》（明初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