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吴淑玲著，人民出版社 2015年2月第一版，25.00元
《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选择了一个已经拥有一定成果但仍有许多值得开拓的内容的课题进行研究，对驿传与唐诗发展的关系做出了很多新的阐释。
已有成果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关系之研究》于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著详细探讨了唐宋时期的馆驿制度，与馆驿制度相关的文人在驿馆的文学活动，馆驿题壁诗的内容，还进行了馆驿诗的个案研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的馆驿诗），另外通过馆驿诗窥测了唐宋驿路的绿化等问题。淑玲的《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与李德辉著作有很多不同，她着重探讨驿传体系怎样传递诗歌、驿路诗歌的内容和艺术特质、驿传体系在诗歌团体形成过程中的价值、驿传体系对诗歌风格的深度影响等，因此，两书虽然题目接近，但努力方向有不同。
作为一名女性学人，淑玲发挥了她对文学有敏锐感悟的优势，对驿路诗歌的生产方式、情感内涵和艺术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是以往相关研究中没有进行过统筹观照的内容。尤其是对驿路诗歌情感内涵的揭示和对驿路诗歌的文学特质的探讨，有比较新颖的观点。她认为，驿路上变动不居的生活，长年在外的飘泊，使得很多唐代士人不得不以馆驿为家，驿馆、驿路，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乘驿的诗人入驿之前和入驿之后，生活和心态都会发生很多变化，其所创作的诗歌，也与常态生活下的创作有很多不同，其羁旅行愁之作、思乡恋家之作、留别送行之作、酬唱应和之作等类型的作品，都有不同的情感内涵，这对理解行驿之人的心态非常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代某一方面的社会生活的深刻内涵。她对驿路诗歌的文学特质从风物描写的写实性、内容与现实的疏离性、情感审美的悲凉性等层面展开，深化了对驿路诗歌的研究。比如在“情感审美的悲凉性”部分谈及驿路诗歌“因异乡感生成的悲凉格调”，她引用杨发的《宿黄花馆》后说：“馆驿的生活，与‘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的生活当然迥然不同，与‘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温馨画面更是相去甚远，独处的诗人所能关注到的，也尽是一些令人伤感的画面：稀疏的槐叶，萧条的孤馆，薄暮的蝉声，送人的场景，都足以令诗人切身地感受到一种自身不归的伤感，诸多的带有伤情的风物，组成一幅幽凄悲凉的画面，映衬着诗人仰望‘迷鸿’的无限彷徨和相伴‘数点残萤’的可怜兮兮。”这样的探讨，既给驿路诗歌的情感特征定性，同时也给学术著作增加了很多文学意味。
虽然有些地方写得很细腻，但这本书的特点却是思路开阔，不太受已有成果的束缚和限制。书稿摆脱了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的束缚，对驿传体系的传诗功能、更加具体的传诗方式、驿传与诗歌团体形成的关系、驿传对诗风的影响，都进行了探讨。尤显创见的是最后两章。第五章探讨唐代驿传与唐代诗歌团体形成的关系，认为驿传在唐代诗歌团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不同地域的诗人的聚合、相距较远的文人之间诗歌观念和诗艺的互相影响，都需驿传之功，是驿传使得远距离的诗人们能够较好地沟通彼此之间的诗歌观点，是驿传让他们互相寄送诗歌以实现诗艺的互相切磋，是驿传把一些诗人从四面八方连接到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形成远距离诗人之间诗风的共同律动并进而形成诗歌团体。第六章探讨了驿传与唐代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唐代驿传的快捷使得唐诗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快，使得唐代的诗人影响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得以实现，某一阶段的唐代诗人的创作影响同时代或稍后时代的诗歌风格。因为驿传速度和范围关涉诗歌的影响力，比如元稹、白居易的诗歌能够达到天下共追随的盛况：“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驿传受阻之时，受阻之地就不能与唐代主流诗歌协同变化，如敦煌陷蕃时期就未能及时接受唐诗的影响。驿路覆盖范围广，也能促使唐诗在当时产生影响的范围很广，敦煌的唐诗写本实例告诉我们，内地的诗歌风尚都能直接影响到边远地区，如著名陷蕃诗人马云奇的诗歌就颇受边塞诗歌的影响；驿路风物和风土人情直接影响诗歌的风格，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入蜀诗歌都各自呈现出怪异的风格，就与蜀道难行有关；邻近地域的诗人或关系密切的诗人之间容易在诗风方面互相影响，白居易、元稹、崔玄亮之间的“三州唱和”为邻近影响，白居易、元稹的“通江唱和”则是关系密切的诗人之间的互相影响。
淑玲的书稿用大量的事实和诗例，坐实了李肇在《国史补》中所说的“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的观点，彰显了驿传与唐诗发展的密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努力。希望她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致考证每一个诗歌团体中的驿传因素（如孟浩然主要是以驿路诗歌参与了盛唐山水诗歌的建设），让这部书稿更加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