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文革中四川第一个被揪出来的高官。
文革后，回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浩劫，马识途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级领导干部一大批一大批地被揪斗，大家都惶惶然，不可终日。到处都充满血腥的恐怖。然而领导“文革”运动的人却说，就是要造成“红色恐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杀气腾腾血腥味很浓的社论，就是由“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写了，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因此而被打死斗死折磨死和自杀死的，日有所闻。全国到底死了多少干部，只能说是“无数”。
马识途举他当时所在的中共西南局为例，光局级以上干部就死了十六人。
第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他是从西南局被抓到北京后，被整死的。
第二个死去的人是西南局书记之一的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他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执行了所谓“反动路线”，被陈伯达电话威胁，想不通而自杀的，自杀前他曾说他是被陈伯达害死的。
第三个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于江震，他一直有严重哮喘和肺心病，离开氧气就不能活，革命革到他头上的时候，造反派毫无人道地把他的氧气袋没收了，他终因窒息而死；他的妻子也是老革命，跳井而亡。
第四个也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叫陈刚，他是在对他的大批判中忧愤而死的。
还有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刘植岩，不知是什么问题，怎么批判斗争他的，听说他在学习班里，从锦江宾馆高楼坠楼而死。
还有一个西南局财办主任、副省长张韶方，因说他有什么历史问题，被逼得从机关楼上跳下，还没有断气，却无人救护，听说造反派还用脚踢他，当然活不成了。
要说死得最“安逸”的，是西南局经委主任李斌，他是吃够了安眠药，痛快地“安乐”而死的。
此外，还有好多位局级干部，也自杀而死。
死掉的这十六人中，有书记四人，部委级领导干部两人。
马识途感慨道：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死的人，真也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了。被打死、斗死、关死、折磨而死，自杀而死，以及不明不白地失踪，到底有多少人呢？没有人去做过调查，为了向前看，似乎也没有人屑于去调查。反正抽象地说起来，是成千成万。“我们这些亲受其难的人，至今说来，还心有余悸。”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10/31/n146271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