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顷襄王熊横（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在位）作为战国时期楚国君主，其历史评价长期处于两极分化状态。一方面，他因“鄢郢之战”中丢失国都郢都的重大失利，被贴上“昏君”标签；另一方面，他在陈地（今河南淮阳）十五年的励精图治，又使其获得“中兴之主”的赞誉。这种矛盾性评价，恰是历史人物复杂性的真实写照。
早期劣迹：骄奢淫逸与外交失误
楚顷襄王即位初期，其荒淫无度的作风与外交短视，直接导致楚国陷入深渊。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他重用佞臣子兰，沉迷声色犬马，甚至在楚国饥荒年间仍大兴土木。这种腐化统治使楚国在战国七雄中的地位急转直下，成为秦国东扩的首要目标。
外交上，楚顷襄王接连犯下致命错误。公元前280年，他因个人恩怨拒绝与秦国和谈，导致秦将司马错率军攻占楚国黔中郡。次年，秦昭襄王以“楚王背盟”为由，命白起发动“鄢郢之战”。这场战役中，白起采用“水攻”战术，引汉水灌鄢城，淹死楚军十余万，郢都沦陷，楚国百年基业毁于一旦。这场灾难性失败，使楚顷襄王在《战国策》等史料中被形容为“目无远略，国破家亡之主”。
亡羊补牢：迁都陈地与十五年复兴
公元前278年郢都沦陷后，楚顷襄王展现出惊人的战略韧性。他果断迁都陈地，这一决策背后蕴含三重考量：
地理优势：陈地位于黄淮平原中部，是中原交通枢纽，便于物资运输与军事调度。
经济基础：楚惠王时期已灭陈国，此地农业发达，可为楚国提供稳定粮草供应。
防御屏障：陈地东接楚国腹地，西邻韩、魏，南控江淮，形成天然防线。
在陈地，楚顷襄王推行三项改革：
军事重建：收编残部组建十万新军，由淖齿、庄蹻等名将统领，收复江旁十五邑，遏制秦军南下。
经济复兴：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史载“陈地三年丰收，百姓归附”。
外交突破：派黄歇出使秦国，以“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论点说服秦昭襄王罢兵；亲自赴襄陵与秦王会盟，以太子熊完为质换取十年和平。
这些举措使楚国国力逐步恢复。据《史记》记载，楚顷襄王在位后期，楚国已“地兼三晋，威震南疆”，甚至联合韩、魏伐燕，展现军事扩张意图。
争议性评价：历史人物的多面性
楚顷襄王的复杂性体现在其“知错能改”与“战略短视”的双重特质：
中兴之功：他成功避免楚国亡国命运，使楚国在战国后期仍保持强国地位。其“亡羊补牢”的典故，成为后世君主反思的镜鉴。
致命缺陷：对屈原等忠臣的放逐，暴露其政治格局的局限性。屈原在《哀郢》中痛斥“国无人莫我知兮”，正是对楚顷襄王用人失察的批判。
历史影响：他在位期间，楚国虽未恢复全盛，但为后世楚考烈王、楚幽王等君主奠定了复兴基础。楚国最终坚持到公元前223年才被秦国灭亡，比韩、魏、赵多延续二十余年。
结论：历史人物评价的辩证视角
楚顷襄王的历史定位，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他既非纯粹的昏君，也非完美的明主，而是一个在危机中成长、在错误中反思的复杂人物。其“鄢郢之败”与“陈地中兴”的对比，印证了《左传》“人谁无过，过而能改”的古训。在战国列强纷争的舞台上，楚顷襄王以“跌入谷底再反弹”的轨迹，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君主传奇。
历史评价需超越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楚顷襄王的案例提醒我们：一个君主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巅峰时期的成就，更在于低谷时期的抉择。他的故事，为后世提供了关于危机管理、战略调整与人才任用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