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流亡》 张晖 著，副标题：南明诗歌与战乱，出版年：2014-3-1，定价：29.00元，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帝国的流亡》的校样摆在案头，就要出书了。我不止一次想过，如若张晖见到这本新书的情景。这样的时候他一般不会多说什么，最可能的情况，也许只是淡淡的一笑。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他写《诗史》基本定稿之后，就总问我，下一个题目是这个，怎么样？过几个星期又问，做那个，你觉得如何？他当然知道，从我一个外行人这里全然得不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意见，但他正处在思考的状态中，要把所思所想传达出来，获得外界的某种印证。当他在寻找新问题的时候，需要集中地看很多书，几次调转选题方向，都要重新读一批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他的思考慢慢从选做一个题目，转向更为基本的提问，为什么要做古典文学研究，意义何在？即使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植根在张晖心里，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能通过自己下一个专题研究，对它真正有所回应。
那是2007年前后，他在博士阶段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也暂时离开了词学领域，前面即将展开的是大片的处女地，怎么走这一步，至为关键。那时候他说了不少在我听来是十分精彩的意见，经过了几年的提炼，相当一些都收在本书中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一篇里。
这篇《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向》，最初是张晖在“六合丛书”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后来由《南方都市报》发表出来。因为并不算长，又不是正式论文，多少容易被人忽略。张晖自己也会自谦地说，这样的文字“陈义太高”，自己的书难副其实。而我了解这些话的真实出处，形诸文字之后，不但坦诚、富于使命感，而且从张晖个人来说，确实正面解答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问题——学者应以纯粹的学术研究在更深的层面上回应时代和现实，应该以此为志业。撰写《帝国的流亡》，正是他解答自身困惑的尝试，这本书“是要写知识人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并在行动中践行自己的信仰，直到生命结束”。这是全书最为精炼的提要。恰恰由于此书撰述过程的艰苦，这句话竟然不幸地一语成谶了！因此，张晖在文中所说的，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践履和证实，也就不能说是“陈义太高”。在整理编次遗稿时我将此文作为全书的开篇和“代自序”，祈望读者略有会心。
张晖嗜书如命，也嗜吃甜品，我们常常笑话他口味上的幼齿。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外出吃晚饭，饭后又比较像模像样地吃了“满记”，他点的是芒果班戟还是红豆凉粉什么的。虽然据他说，北京的甜品和香港、广州根本没法比，但还是一副相当知足的样子，盘点了一下他多么怀想的小甜食、冰激凌，和我慢慢走在大悦城的大堂里，又谈起他要写的书。他要做的题目，可比爱吃的甜品还要多得多！除了南明的三本书，多年前他曾提到有计划写一本《古典文学关键词》，大概是受了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的影响，而他已经做完的“诗史”也是古典诗文评的核心观念之一。章黄学派是另一个他有多年积累的研究方向，也是他对龙榆生和近代学术史兴趣的延续，他曾经展开后又中断的一本书稿，是《章太炎诗校笺》。据他说，这应该是本并不厚的小书。但那天晚上，大悦城里灯光闪耀，穿着入时的男女匆匆走过，他这时跟我说的是一个从没提过的研究计划——乾隆皇帝的诗，他认为这是个值得深究的大题目。他已经开始看乾隆朝的实录和朱批，做一些最初的准备。他对乾隆的诗感兴趣，特别是当大臣的应制诗和“今上”诗对照着阅读的时候，体制、权力和现实政治在诗歌中的微妙意指，含义之曲折、用词之精准，只有身在体制之中的中国人才能欣赏、赞叹，并对此剖析反思。以往的学术研究对这批诗常常是视而不见的，而他之所以选这个题目，也是缘于以学术研究更深层地回应时代、回应现实的初衷。他讲的时候，语速像平时一样并不快，一点点展开，同时回答我的问题，显得很有把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几句话，“你看，我做完‘帝国三部曲’，年纪已经不小了，再做这个乾隆的题目，做完之后基本就快到六十，快退休了。二十多年写不了几本书，一下就到了。退休以后也许还能做一两个题目，到时候就看身体了，说不好了。”我们俩慢慢地走着，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好像已经知晓了我们俩到老的时候的样子，我们到那时聊的话题。在一起多年，他的才能和抱负，我自然了解，在这个普通的晚上他一眼看到了学术生涯的尽头，我难免也和他一样抱有遗憾，但同时也感觉日子这样过，挺踏实。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张晖家搬到敞亮的新居，久拖未决的职称也终于下来了，又逢新年，处处都有否极泰来的喜气。在见面聊天和电话里，他总说最近写书写了不少，喜不自禁。他在2013年年初所写，应该就是书中《奔赴行朝》、《生还》和《士大夫的绝命诗》这几部分，也是本书最为完整的章节。但是这期间如果有杂事打断他的写作，他就会显得特别的懊丧和苦恼，甚至怒火中烧。
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他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不好，极度疲劳、缺乏休息、头疼、常常感冒。我们最后一次聊天，是3月10日礼拜天的晚上。那天我和妻女去张晖新家，坐新开通的6号线，出了站应该是张晖来接的，换成了张霖。张晖太累了，有点走不动。我们在家里聊了一个小时，他给我看了几本新书，兴致颇高。又一起出门吃饭，饭馆里人不多，饭菜精细讲究，说说笑笑十分愉快。小女刚会说完整的句子，她比张贞观大一岁多，贞观这时还只会蹦单字，小女就坐在张晖对面秀了几首刚背的唐诗，“松下问童子”云云，张晖笑眯眯的一直听，很鼓励的表情。但是吃饭中间，他总不时用右手拳头敲太阳穴和右侧的脑袋，说最近头疼比较严重。
当晚散席后，张晖、张霖送我们一边聊一边往地铁站走。我几次劝他早回，在离地铁口还有四五百米的地方，他慢慢停下来，挥挥手就此道别了。当时天已经全暗了，我回头只见到一个高高个子、一只大手、向我半曲着手臂。天寒路黑，我的道别一定非常潦草。这半年多来，我总是回想那个晚上、那顿晚饭，我觉得那天本来没有一丝遗憾，舒畅愉快，但事后想，却充满了遗憾！
2013年3月14日夜里，张晖深度昏迷，已在弥留之际。因为插管的需要，有段时间我一直握着他的手。张晖的手很有特点，手指又粗又长的一双大手，手纹重很有力量，总是十分温暖。那一夜也是如此。他的大脑此时已经充满了血，那个饱读诗书、富于好奇心和自嘲、带着我们很多共同记忆的大脑，短短几个小时之间已变得一片死寂，可他的大手还是那么暖，甚至微微出着汗。张霖深情地给他额头擦着汗，张剑忙前忙后安排事情，我握着张晖的手，心中难过舍不得他，好像正在拉着他，其实无能为力！谁也无能为力。
张晖去世后，张霖将他电脑里“帝国的流亡”文件夹中的遗稿转交给我，委托我编辑成书。这个文件夹一共有19个Word文档，我看到大多数都在2月底到3月初被修改过，他写这本书一直到他的最后一周。在整理成初稿时，章节的结尾处，都附注张晖最终修改的时间，我们不愿意斩断与原稿的最后一丝联系。虽然最终成书时，所有的附注都不得不略去了。我所做的整理工作，仅限于将张晖所写的文字和他单纯纂抄的文献区别开来，保留前者；将原稿中的部分残稿编次为可以通读的章节。原则是不擅改，在完整保留的原书框架之下尽可能呈现张晖遗作的原貌。
本书的后记倘由张晖来写的话，他必然还会向诸位业师表达由衷的感谢之情。他从游张宏生、张伯伟、陈国球、严志雄先生多年，深以得遇名师为幸，还有忘年好友陈建华先生，已故的施蛰存、卞孝萱先生等，他们朝夕论学、无话不谈，除了授业传道之外，更有近似亲情的相契。张晖的学术成长离不开这些老师的倾囊相授。张晖的父母、家人，为他的学术研究也做出了巨大而无声的奉献，正是家人的默默付出和无条件支持，造就了这位年少有成的学者。张晖总把肩负的责任看得极重，师长、家人所做的一切，相信他都记念在心中，期待竭力报答。英年早逝，我想最令他憾恨的，就是再也无法回报至亲的恩情了！这本《帝国的流亡》出版，但愿能给最为悲伤的家人、师长带来一点点慰藉。写书是张晖最爱做的事，化为一本小书也许就是他最合心意的存在方式。
张晖在书中《奔赴行朝》一篇的最后写道：“今日残存下来的零散的短章诗篇中，我们可以打捞出当时士人大规模奔赴行朝的一些片段，不至于令那些在苦难中忠于信念并付诸实践的伟大情怀彻底消逝在历史之中。还有他们的痛苦与欢乐，我们似乎也能藉此轻轻地触摸和感受。”本书虽然未能完成，但它凝聚了一位学者毕生的学术理想和众多友人的深厚情谊，相信能传之后世，让张晖不要在天际边消失得太早、太快。在我们轻轻地触摸这本小书时，想必也能感受到这个可敬的年轻人的痛苦与欢乐！
（作者系资深编辑。注：张晖原为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13年3月15日因病去世，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