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底的乌克兰，隆冬已至，战火未熄，政治风暴却先爆发。由国家反腐局（NABU）主导、历时15个月调查的「迈达斯行动」（Operation Midas），揭露国家核能公司Energoatom涉及规模高达1亿美元的系统性贪污。涉案人士从能源部与司法部两名部长，到总统泽伦斯基内核圈的幕僚长叶尔马克与亲信企业家明迪奇。俄乌战争前，乌克兰政府贪腐之风已是多年沉疴，并没有因为国难当头，政治就变得清明，甚至变本加厉，大发国难财。
这次贪腐事件曝光，涉案级别之高、规模之大，是俄乌战争以来前所未见。在此刻被完整而戏剧化地揭露，并迅速升级为政治危机，在时机点上颇值得玩味。此时恰逢美国政策转向、川普政府推动终战协议、并要求乌克兰「清查与偿还援助」的敏感时机，不免令人联想到过去多年来反复上演的一个历史模式—当美国打算抽身时，它会以「盟友贪腐」作为退出的正当性借口。
自2022年战争爆发后，泽伦斯基在西方媒体的形象近乎被神话化：坚决抵抗的战地总统、民主守护者、自由世界前线。然而，近年来，各项贪腐调查开始密集浮上台面，包括军事采购弊案、兵役逃漏丑闻、地方政府侵吞援助物资等。NABU在11月公开数十段录音、暗号与绰号的操作方式，在行动、叙事与舆论面向上，都极为成熟，甚至有人认为简直「像是一部专为国际社会设计的反腐连续剧」。
值得注意的是，NABU自2015年成立以来便获得美英与欧盟长期资助，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提供主要预算，FBI与其合作情报分享与训练，反贪腐的同时长期监控乌克兰的政治人物。今年7月，泽伦斯基颁布12414号法案试图削弱其权限时，美方明显表达不满。如今NABU公布高层贪腐丑闻，也替美国提供了一个明确信号，即若乌克兰再不符合美国利益行事，揭露贪腐本身就是一种政策杠杆。这种以政治人物贪腐弊案作为美国控制他国政客手段并非罕见，特别是历史中，美国处理逐渐失去战略价值的盟友时，一向采取同样手法。
1940年代末，美国是蒋介石政府最大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来源。然而，当美国判断国共内战国民党已无翻盘机会后，舆论与官方报告开始密集曝光国民党高层的贪腐问题。1948至49年间，美国媒体大幅报导宋子文、孔祥熙等家族如何将美援挪为私人投资。《美中关系白皮书》更公开指控蒋政权「前所未见的腐败」。这波舆论铺陈后，美国很快宣布不再直接干预中国内战，把撤援合理化。
越南战争末期，美国意图撤出，舆论突然一致指向南越政府腐败。CIA报告经媒体流出，《纽约时报》连续报导阮文绍家族挪用美援、军费贪污、金条走私等丑闻。1973年在美国主持下，南北越签下巴黎协定后，美国援助骤减，急于抽身，「南越贪腐」却成为美国撤军的标准答案，不是美国的战略误判，而是「这个盟友不值得救」。1975年西贡沦陷，美国直升机从大使馆撤出，留下南越自生自灭。
2021年美军撤出阿富汗后，塔利班迅速进入喀布尔。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与西方媒体接连指出加尼政府贪腐严重，部队「幽灵士兵」灌水，军费遭层层侵吞。事后的叙事全部集中在一个结论：「不是美国输了，而是盟友腐败造成失败。」
在此时点，乌克兰贪腐案被全面揭露，正好构成美国政策转向的舆论支撑。这并非代表泽伦斯基是无辜的，而是贪腐曝光的节奏本身就带有政治的目的。正如蒋介石、阮文绍、加尼一般，当盟友有利用价值时，美国可以容忍腐败；当盟友即将被抛弃时，贪腐就成为脱身的道德外衣，将战略失败转换为盟友的道德失败，减少舆论的责难，多难的乌克兰正在进入这个模式的最后阶段。（转载自「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