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在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读高中。那一年，我遭遇了两场令人终生难忘的校园暴力。这些暴力的根源并非争执或金钱，而只是因为我会日语，喜欢日本文化。在同学们眼里，我成了“叛徒”，被嘲讽地称作“小日本”。
第一次事件发生在校园附近的环城公路上。放学后，一群同学把我堵住，拳脚齐下，高声辱骂：“小日本”“日本狗”“汉奸”。他们几乎用尽全力，推搡、踢打、抓拽，我被逼到路边的护栏旁，几乎站不稳。全班大多数学生都参与殴打，少部分同学和路人只是围观，没有一个人敢伸手帮我或报警。我的脸肿得几乎认不出自己，身上淤青布满全身，内心充满恐惧和孤独。旁观者的沉默，比拳脚更令人心寒——在中国，连目睹暴力的人也被教会了麻木和顺从。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所谓法律和正义，在这里只是一纸空文。
被群殴后，我独自徒步前往当地县城的城关派出所报警。没有手机，也没有钱坐车，我一步步走在烈日下，肩膀酸痛，心中却仍抱着天真的信念：法律会保护受害者。然而，现实狠狠打了我一巴掌。门口的警察不耐烦地指向二楼：“上去报。”我上楼后，另一位警察冷漠地看着我，连笔录都不做，只说：“小孩打架，去找老师解决，不归我们管。”我追问：“被十几个人群殴算不算犯法？”他白了我一眼：“别多问，回去吧。”整个报警过程毫无意义，我徒步赶来的疲惧、恐惧、绝望如同巨石压在胸口。那一刻，我彻底明白，在中国，法律不是保护公民的屏障，而是权力的摆设，弱者的呼救从来不会被倾听。
几周后，第二次暴力发生在教室内。一名同学将我拖到楼道，一脚把我踢向楼道护栏上的玻璃窗。右臂被玻璃划伤，鲜血顺着手臂淌下，滴落在地上，鲜红而刺眼。炽热的夏季，我却感到全身冰冷，可能因失血过多。疼痛、恐惧和羞辱感交织，我哭着去找校长。校长没有一丝关切，只让我去学校附近的小诊所处理伤口，再让母亲支付账单。老师、教导主任、校长，甚至派出所，谁都没有表态。整个社会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的血和痛隔绝在外。
这种冷漠并非偶然。南京的法官曾冷漠地说：“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2006年南京彭宇案更让社会陷入恐惧：搀扶摔倒老人反而可能被索赔，让旁观者不敢伸手。校园中的观望，和社会的冷漠一脉相承：即便暴力显而易见，也无人伸手，人们学会了沉默，把正义留给了权力。在中国，受害者永远是孤立的，法律、学校和社会共同塑造了一个冷漠麻木的环境，让弱者无处求助。
我尝试求助学校，但老师只是让施暴者道歉，没有处分，也没有任何反思。学校的冷漠、警察的无视，构成了完整的社会压迫链条。孩子在其中被教会顺从、被迫沉默，痛苦被官方和集体忽视。血肉之躯在极权体制面前无力挣扎，这就是所谓“法治”的现实。
2023年8月22日加利福尼亚州时间15:30，我踏上美国土地，心中充满喜悦。终于可以来到一个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这里的法律透明而公正，警察保护公民而非威胁他们，学校鼓励独立思考而非思想统一。回想那两场校园暴力，我庆幸自己脱离了极权社会，但也清楚，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整个社会体系对弱者冷漠和压迫的缩影。
中共种下的反美、仇日思想，总有一天会自食恶果。在中国，法律不是保护弱者的屏障，而是冷漠的见证者。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12/4/n1464899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