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有一段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指小说即李建彤所著的《刘志丹》。 由此造成了历时十七年，株连六万多人大案，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旷世奇冤，开创了现代文字狱的新记录。
康生挟私诬告六万多人受株连
李建彤，曾用名韩玉芝，河南许昌人，一九一九年出生。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到延安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先后在西北艺术工作团、边区政府办公厅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随丈夫刘景范到北京，在政务院监察委员会担任办公厅秘书处负责人，后任监察部第二司二等监察员。一九五九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一九六二年，《刘志丹》小说第五稿脱稿后，虽然还没有公开出版，但陆续有报刊开始转载。此时，前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向康生挟私诬告，说这部小说是“为高岗翻案”。阎红彦的诬告为康生提供了一枚整“西北老干部”的重磅炸弹。康生向毛报告，致使这部尚未出版小说被定性为“反党小说”而遭封杀，并由此揪出一个庞大的“西北反党集团”，又称“习仲勋、贾拓未、刘景范反党集团”，受株连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多达上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北籍老干部”。文革中，小说《刘志丹》案进一步升级，不仅“西北老干部”被斗被关被逼自杀，而且株连到陕北红军根据地普通民众在内的六万余人，连已在三十多年前战死的刘志丹本人也被打成叛徒。
韦君宜女士在《思痛录》（第八章）中披露了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刘景范因此案受整肃的细节：“造个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这是惯例）还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刘景范，即刘志丹的弟弟。还拉上审稿的习仲勋，竟说成他是主谋，是阴谋替高岗翻案，亦即反党。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立即撤职。这种做法，实在说不出理由。他们要反党，要夺权，写这么一部小说干什么？……”
作者李建彤遭受迫害十七年
小说作者李建彤在遭受迫害的十七年间断断续续写下五十多万字的文字，给后人留下见证那段荒谬历史的珍贵资料。一九七O年代末，反党小说《刘志丹》案获乎反后，李建彤以顽强的意志力，抱病将当年的笔记、信件、陈述和申诉材料整理成书，书稿一波三折，始终无法出版，最后作者只能带着遗憾与世长辞。直到2007年5月，《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实录》一书才由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本书真实记录了《刘志丹》从创作到被定为反党小说，最后获得平反的全过程。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共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的第一手资料。
在“实录”中有大量篇幅描述因小说《刘志丹》案所株连的人群。
首先是出版《刘志丹》一书的工人出版社，从社长到责任编辑无一幸免。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康生再三点名批判。一九六二年秋，康生派人到出版社调查小说《刘志丹》，高丽生站出来说话：“我认为是部好书，再过二十年我还要出这部书！”为此，他被发配到外地劳动改造，文革中再揪回来斗争，惨遭灭绝人性的毒打摧残，最后死去。总编辑吕宁在审讯中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下落不明。编辑室主任杜映被康生点名批判，被整治得很惨。连她的丈夫，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军队某部政委也受到株连。责任编辑何家栋被停职检查，后来全家被下放到农村，这期间他失去了老母亲和两个儿子，可谓家破人亡。他本人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毒打头部，震坏了双眼，几乎双目失明。另一位责任编辑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惨遭批斗。李建彤在“实录”中感叹道：“想不到我的一本书被诬告，竟把出版编辑人员全都扯进去了。”
其次是西北籍或在西北工作过的老干部，如习仲勋（习近平的父亲）、贾拓夫、刘景范、马文瑞、白坚、郭洪涛、潘自力、李志舟、高登榜、朱理治、高锦纯、王兆相、王恩惠、吴亮台、高朗亭、赵连壁、张邦英、赵耀先、方伸儒、秦川、苏一平、闻捷、张秀山、张策、高峰等一大批人。他们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捕风捉影“现代文字狱”扯出“西北反党集团”
因《刘志丹》受以株连的中共高官还有彭德怀、何长工、周扬、宋任穷等许多人。连作者的许多亲朋好友甚至请来家里帮忙作家务的阿姨都要受株连，都跟着挨整。
“实录”记述了一个“一顿陕北饭引来大祸”的真实故事。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作者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不料却惹下大祸，来吃饭的人都被认作参加了写《刘志丹》，都是阴谋家。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人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
此外，一九六二年从西北五省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二十多位省级干部也都因涉及“反党小说”而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成员。其中许多人与作者根本就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一部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消灭异己的历史。而大兴文字狱就是消灭异己的主要手段。
“实录”一书详细记述了《刘志丹》案这一现代文字狱是怎样发生的。《刘志丹》为什么会被定为“反党小说”？谁是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中共党史上西北红军内斗真相如何？为什么会利用小说打击一大批中共西北老干部？《刘志丹》案众多株连者的命运如何？
一九七七年春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签发了一份新华社就《刘志丹》案上报的“情况反映”，标题就叫做《现代文字狱》。
其实，《刘志丹》案不过是中共统治集团制造的众多文字狱中的一个。之前的一九五五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全国有二千一百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其中逮捕九十二人，隔离七十二人。正式确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划为骨干分子的二十三人，绝大多数人在铁窗度过了冤案岁月。
共产党组织是一台高效绞肉机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地折腾了十多年，其间以文字获罪者不计其数，遭受政治迫害和株连的人数以千万计。
共产党组织是一台高效绞肉机，它奉行目的至上与权力至上两大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保权力不惜一切。为此，它不仅绞杀敌人，一旦按照它自身的逻辑敢动起来，连自己阵营的人也不放过；不仅绞杀普罗大众，也绞杀时贤精英；不仅绞杀人的肉身，也绞杀人的思想、意志和尊严。
雷蒙･阿隆在《知识份子的鸦片》一书中写道：“使中国能结束近百年来的困局的共产体制，是比先前的体制更有效率，……这种体制不透过极权控制整体人民，以及透过屠杀与整肃的手段，是无法有绩效的。对于这种高昂的代价仅仅表示遗憾，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设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极权体制，否则，历史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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