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1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汪东兴在北京去世，时年99岁。据报导，汪东兴曾在1976年抓捕了“四人帮”； 另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披露，汪东兴对江青恨之入骨，文革后汪权势日益坐大，拉拢林彪和叶群，最后的目标是斗垮江青，汪发誓说：“江青这个人，我不将她扳到，我这汪字倒写。”
下面是原文节选：
一月底，毛告诉我，已经决定要抽调人民解放军，到机关、学校、工厂，去支持革命左派。他说：“左派得不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了。你告诉汪东兴，要抽调中央警卫团的官兵去工厂支左。支左的情况我要了解，你同他们一起去，随时告诉我一些消息。”短短数个月内，两百万的官兵被派去“支左”。
汪所率领的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听命于汪东兴。毛直接下达命令给汪东兴，而不需透过林彪或是总参谋部。但毛、汪并没有天天见面，毛就叫我告诉汪。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向汪东兴讲了毛的意见。随即由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组成支左办公室，抽调了近八十名官兵，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警卫团副团长古远新任主任，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孙任副主任，经过北京卫区调度，开到北京东郊红朝北京市针织总厂开始军管。
毛叫我去参加军事管制支左，我不能不去。他要我做他的“耳目”，回来向他报告工厂支左的情况。我实在很不想去。我甚至怀疑，这是江青他们布置的一个圈套，待我钻进出，到时候再收紧这个套子。
这一段时间，江青经常宣扬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只待在中南海内，是个逍遥派。毛让我去，大约是听了江青的这些话。只有这样他才能搞清楚我的态度。他还说，加入革命风暴，是我自我改造的机会。
我于是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来避免卷入政治是非之中。我说：“我是医生，我带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可以成立一个医疗小组，给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看看病，这样可以更容易接近他们。”毛认为这办法很好。
军管会的官兵进厂几个星期后，也就是七月初，我才到工厂。
北京针织总厂位于北京市东效。从中南海骑脚踏车大约要半个小时，分成南厂和北厂，分别生产棉织和尼龙针织内裤。总厂还外销女性内衣裤到罗马尼亚。纺织厂有将近两千个工人。工人分成两派。厂党委已被斗垮。厂长和副厂长都被批斗后，下放在车间监督劳动。两派正在争夺全厂的领导权。
虽然名义上每个工人都参加了一派，可是实际上每派中间得欢的，只不过百把人而已。其余的人到时仍在进行生产，但看得出车间内的工人们神情压抑。此时两派已演变到武斗动手的地步。军管会对此一筹莫展。我一去，他们便想我来调停联合两派。他们可以说我代表毛来的。
军管会的官兵，采取的办法很简单。他们向两派的头头和一些主要分子泄漏说“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不信？你们看，毛主席的医生也来了。”这些造反派将毛检阅红卫兵登在报上的照片拿出来，对出了我。又派人跟踪我，看到我回中南海。他们相信了。
下面是原文节选：
一月底，毛告诉我，已经决定要抽调人民解放军，到机关、学校、工厂，去支持革命左派。他说：“左派得不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了。你告诉汪东兴，要抽调中央警卫团的官兵去工厂支左。支左的情况我要了解，你同他们一起去，随时告诉我一些消息。”短短数个月内，两百万的官兵被派去“支左”。
汪所率领的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听命于汪东兴。毛直接下达命令给汪东兴，而不需透过林彪或是总参谋部。但毛、汪并没有天天见面，毛就叫我告诉汪。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向汪东兴讲了毛的意见。随即由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组成支左办公室，抽调了近八十名官兵，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警卫团副团长古远新任主任，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孙任副主任，经过北京卫区调度，开到北京东郊红朝北京市针织总厂开始军管。
毛叫我去参加军事管制支左，我不能不去。他要我做他的“耳目”，回来向他报告工厂支左的情况。我实在很不想去。我甚至怀疑，这是江青他们布置的一个圈套，待我钻进出，到时候再收紧这个套子。
这一段时间，江青经常宣扬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只待在中南海内，是个逍遥派。毛让我去，大约是听了江青的这些话。只有这样他才能搞清楚我的态度。他还说，加入革命风暴，是我自我改造的机会。
我于是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来避免卷入政治是非之中。我说：“我是医生，我带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可以成立一个医疗小组，给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看看病，这样可以更容易接近他们。”毛认为这办法很好。
军管会的官兵进厂几个星期后，也就是七月初，我才到工厂。
北京针织总厂位于北京市东效。从中南海骑脚踏车大约要半个小时，分成南厂和北厂，分别生产棉织和尼龙针织内裤。总厂还外销女性内衣裤到罗马尼亚。纺织厂有将近两千个工人。工人分成两派。厂党委已被斗垮。厂长和副厂长都被批斗后，下放在车间监督劳动。两派正在争夺全厂的领导权。
虽然名义上每个工人都参加了一派，可是实际上每派中间得欢的，只不过百把人而已。其余的人到时仍在进行生产，但看得出车间内的工人们神情压抑。此时两派已演变到武斗动手的地步。军管会对此一筹莫展。我一去，他们便想我来调停联合两派。他们可以说我代表毛来的。
军管会的官兵，采取的办法很简单。他们向两派的头头和一些主要分子泄漏说“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不信？你们看，毛主席的医生也来了。”这些造反派将毛检阅红卫兵登在报上的照片拿出来，对出了我。又派人跟踪我，看到我回中南海。他们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