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春围城禁止老百姓越过封锁线，到三年大饥荒禁止老百姓离开家园谋取活路，再到三年疫情中共封城、封小区、封楼，口口声声“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共的所为，哪个是真正为人民着想？
记得十几年前，曾和父母聊过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当说到饿死至少3500万人时，他们均难以置信。彼时生活在东北大城市长春的他们，虽然感受到了饥饿，但却也没那么严重。在他们的认知中，中国其他地方大致也是如此。而像他们这样对那段中共一直掩盖的惨痛历史并不知晓的中国人，实在是不少。
除了对那场文革前的惨剧知之甚少外，生活在长春的他们，对于曾经发生在长春的饿死几十万人的悲剧更是一无所知，而两次惨剧发生的始作俑者都是中共。
中共长春围城 严禁城内百姓离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一边与国民政府虚与委蛇，假装谈判；一边挑起了内战，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抢夺东北胜利果实。
1948年5月，驻守在长春市的国民党六十军10万人遭到了中共军队的全面围困，导致守军粮食、燃料极度缺乏。中共军队之所以选择围城，是考虑到自身实力弱于国民党军队，强攻肯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采取了“围而不打”并逐渐切断国军空中运输的策略。最终，在外援无法到达、粮草匮乏的情况下，坚持了150多天的国民党军队被迫倒戈，中共军队于10月占领了长春。
然而，中共所谓的胜利却是建立在饿死众多无辜老百姓的基础之上的，套用当时的独立媒体《大公报》的话来说就是“可耻的长春之战”。
长春之战的可耻之处就在于中共军队采用了极不人道的做法，即在围城期间，不准一个老百姓出城，离开共军的封锁线。
事实上，早在对长春实施围困之初，毛泽东就批准了林彪提出的“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的做法。6月1日，林彪签发的电文中有如下字句：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中共在6月28日的围城政工会议上，围城指挥所提出这样的口号：“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
中共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迫使百姓把城内粮食耗光，使长春守军粮尽而降。也就是说，长春城内的老百姓成为了中共军队要挟国民党军队的筹码。
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将领还想打持久战，提出了“人人种地，日日练兵”的口号，但长春城内即使都种上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收上粮食，而7月底城内就断了粮，50万百姓的口粮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沉重负担。7月下旬，蒋介石电令守军疏散长春的老百姓，让老百姓出城谋求生路。
然而，老百姓怎么也没想到，出城后却遭到了中共军队的阻挠。饥饿的人们成群地跪在中共士兵面前央求放行，但却没有丝毫作用。有的只好把婴儿和孩子丢了就跑，有的拿根绳子就在中共士兵前上吊自杀。一些中共士兵见此惨状也跪倒在地陪饥民一起痛哭，并表示“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多老百姓饿死在国共两军的真空地带。
9月9日，四野四巨头“林罗刘谭”曾给毛发电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
据说，在被围困期间，老百姓为了生存下去，不仅吃树皮、树叶等，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国民党将领段克文在回忆录曾提到，长春有一家店铺卖的熟肉竟然是人肉，虽然老板被枪毙，但人吃人并没有被遏制。当时参与围困长春的中共某师团参谋长刘悌也回忆说，自己曾看到过一个老太太将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着吃了。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1948年10月15日，《西京日报》报导了长春围城后难民凄惨情形：“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
据说，在当年的长春，随时随地都有人倒下，而依靠空投粮食维系生存的国民党军队能做的就是组织收尸队，24小时在马路上捡尸首，然后喂狗，狗吃得膘肥体壮后，人再吃狗。据说当时也发生了国民党军官用食物换女人的丑事。
封锁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断粮后的长春，真的变成了一座死城，变成了一座白骨之城。死人最多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区，都是十室九空。炕上、地下、门口、路边，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骨头架子。当时时值盛夏，黑压压的绿头蝇，蛆虫也是成片成片的。就连城外的中共军队也“深受其害”，他们说最怕刮风，一刮风，臭味十里、八里都熏得人头昏脑胀。据说，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死人的。
10月份，国民党军队倒戈后，中共军队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人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第二年春天，凡是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因为那地太“肥”了。
那么，长春被围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资料显示，国民党士兵没有一人被饿死，但老百姓饿死的准确数字却众说纷纭。大陆有学者认为是15万，国民党军官段克文在回忆录中估计饿死了65万人，日本方面估计饿死二十万人左右，而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保守估计，饿死人数至少也有三十万，不低于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
长春饿死如此多之人，国军虽有责任，但情有可原，而中共为了取得所谓的胜利，不让老百姓越过封锁线谋求生路，乃是邪恶至极的做法。或许也正因为自己的作法见不得光亮，所以中共历史中并不敢提及这段历史，而一句轻飘飘的“自己围城没有放粮给市民的责任”的托辞，也抹不去自己的罪行。
三年“大饥荒”中共禁止百姓自由迁徙
为了赶超英美，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随之而来的是人为制造的大饥荒。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
中共内部解密文件中透露：在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2007年，海外学者丁抒先生在《阳谋》一书中，指出大跃进一共造成了3,500万人到4,000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
2009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四五千万人。2010年，荷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冯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专著《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中则认为，有4,500万人死于大饥荒。
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既不是因为中共所言的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也不是因为苏联逼债，除了毛和中共高官的根本政策是错误的外，更重要的是中共的体制问题，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民根本不能自由迁徙。正如冯客所言：“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给各地主官阻止百姓外逃的上方宝剑是中共发的一个文件。1959年3月，在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称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
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更加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
比如在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河南信阳，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下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
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350多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
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仅车站收容所就打死饿死1500人。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2195人。
《炎黄春秋》曾发表过尹曙生撰写的文章《曾希圣是如何掩盖严重灾荒的》，文章称1960年，中共中央先后派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朱德、陈云等高官视察安徽，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彼时的安徽正处于极度艰难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被饿死、整死；大量饥民拖儿带女外出逃荒，流落城镇街头、交通沿线，死于中途者不在少数，整个农村呈现出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景。
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封锁消息呢？尹曙生的文章通过查看安徽公安厅档案保存的警卫工作总结报告摘要，发现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对××的警卫，是在省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成立了专门办公室，下设接待、保卫等组，由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院长、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委统战部部长分别担任组长。
“省公安厅抽调相应人员，分赴沿线路段，调查情况，采取安全措施，通过基层组织，监控坏分子，沿途每5至6公里有一名县委委员，每1至2公里，有一名区、乡党委委员负责，市、县公安局则分段包干，各负其责，进行保卫工作。对住地、参观点首长可能接触到的人员事先进行政治审查，保证绝对可靠。食品、卫生等均作周密部署，确保视察期间的安全。”
“对已经决定前往视察的地、市、县，事先通知，交底，提出具体要求，做到心中有数。对参观单位和晚会演出人员中有问题的人要妥善处理；对危险分子，要调整班次，或以下去劳动的办法，暂时调离；对一般复杂分子，由党、团员，积极分子夹起来的办法加以控制。
“对中央首长要参观的合肥、淮南、蚌埠、马鞍山等16个较固定的单位，从中挑选1500名积极分子，来欢迎、接待中央领导；这些单位其他职工一律不准出现在领导视察的现场。对首长乘车参观途径的地方，一切有碍观瞻的都要在首长到达前清除完毕。”
在这样的严密封锁下，中共高官们看到的自然只是曾希圣希望他们看到的而已。
历史上有着逃荒传统的安徽省凤阳县在1961年1月召开了五级干部会，武店公社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在会上哭诉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人，现在只有3200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
而那些听说东北可以活命并想方设法逃到东北的人，命运也很悲惨。根据1961年2月10日中共吉林省委《防止旅客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仅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逃荒的旅客就死亡38名。当时，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打骂、体罚流民。
这一年的10月底，吉林省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向省委写了《关于坚决制止自由流动人口的意见报告》，报告说，今年以来，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动人口有23万人，其中流入城市经过收容遣送的有48700多人，流入农村、矿区的有18万多人。他们中有多少是活不下去逃到东北谋求生路的人呢？
结语
从长春围城禁止老百姓越过封锁线，到三年大饥荒禁止老百姓离开家园谋取活路，再到三年疫情中共封城、封小区、封楼，口口声声“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共的所为，哪个是真正为人民着想？无疑，中共就是一个打着人民的名义、实则为维护自己利益的邪恶政党。这样的政党如果继续存在下去，还要有多少无辜的百姓为其所害呢？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5/23/n1425652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