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恩来的评价，综观各种见解，可归为三类：一是以北京当局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象；其次是民间犹爱周恩来的某些人，认为周恩来有人情味。三是把周骂得一钱不值，指他卑鄙无耻、毫无人性，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为虎作伥。 曾任毛私人医生多年的李志绥就说周在毛面前低声下气，是个人格低下的人。
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都不能对矛盾现象自圆其说。
试问持“光辉论”者，略微查查周的历史，中共建政之前，中共的错误路线，除了第一次陈独秀错误路线，他没来得及犯之外，尔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周恩来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执行者和领导人；再说建政之后，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样没周恩来的份？他的光辉到底在哪儿？
至于“人情味”，更不值一驳。不错，周在生前死后，很成功地留下了富有人情味的道德形象，诸如在文革中保护了一些演员，和服务员讲话没有架子之类，这类故事大陆出版了厚厚几十本。
不否认周有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同一个周恩来，在关键场合却不见他有过丝毫“人情味”，比如他曾亲自批示，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绝世美人孙维世在牢中饱受折磨，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付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周恩来这时的人情味到哪里去了？类似事例和周富有人情的表现几乎一样多，又该如何解释？
仅仅把周恩来看成一味向毛而摇尾乞怜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样与事实相抵触。周是一个毛在被百姓当作神崇拜时都扳他不倒的人，这股力量岂是靠拍马就能形成的？
周恩来确实是个大谜团。毛活着时无人敢怀疑他，死后不久，那神灵般的光环即消退，连普通百姓也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在世时，民众自以为了解他，可是随着他离世的年份愈长，引人怀疑之处就愈多。
26岁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且看周恩来那段时期的历史：
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游行被逮捕，关半年后释放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1921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
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第三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莫斯科和第三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党干部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既是一家为何分作两处呢？这是斯大林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如在本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因此就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
如此，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
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
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分，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
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
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
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
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大大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不倒翁之谜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在这之前，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共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不久，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毛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入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
按苏联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派陈毅夺了毛泽东兵权，撤了毛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
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半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心平气和讲话，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之后，到第二天，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
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军事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周恩来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都将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断，领导层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
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长征胜利。胜利的得来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确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
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打了如意算盘，因此一直马不停蹄沿着中共的逃跑路线围追堵截。
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使红四方面军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比毛的一方面军要多得多。被骗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罪名。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在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地下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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