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3年 蒋介石开始秘密备战建设
从一些史料中可窥见，蒋介石的抗日之心一早萌生，无奈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力羸弱，内有中共在野威胁政权，外有日本侵华；前有各列强瓜分，积贫积弱，后有日本蓄势待发、野心勃勃。国民政府内外交煎，毫无把握迎战。为了更有底气地开战，“使中国不亡”，蒋介石多方斡旋，过程中其抗日思想逐步清晰明确，并付诸实践，最早在1933年便开始了秘密备战建设。
中日实力差距极其悬殊
根据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截至七七事变，中日的军事实力呈现出极大的差距。
“七七”事变前，中日陆军师级编制对比中，人数方面日本是中国的两倍，日本的枪械是中国的近三倍，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都达到了中国的两倍，野山炮更是达到了中国的五倍——中国12门，日本64门。按照数据估算，中国两个师还不一定达到日本1个师团的实力。
彼时，日本工业总产值达到中国的4.4倍（60亿美元对13.6亿美元），钢铁、石油、铜产量日本均是中国的百余倍。军用设施方面，中国基本无能力生产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和汽车，而那时的日本在军工制造方面世界领先。
中国空军在七七事变时只有60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305架，约为日本的19％。全部从欧美进口，维护困难。少量国产飞机因大多数部件需要进口而无法起飞。到抗战开始，只有223架飞机能参战，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而早在1920年代，日本海军旗下的十艘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就已是世界上最大乃至最先进的航母舰队之一。
中国的陆军情况也不佳，总计200万人，步兵182个师，其中蒋介石中央政府直辖的只有70个师（所谓中央军）。这70个师中，有40个接受过德国人训练，装备较好。其他各师实力仅为编制数的50％～70％。军需补给、人员补充能力和日军有较大差距，征兵制刚刚在部分地区实行。
中国海军更是无法和日本匹敌，1937年6月，日本海军总计有舰船285艘，排水量115.3万吨。实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
“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共有120多艘舰船（包括东北海军、广东海军），总排水量11万吨，约占日本10％。其中，作战舰艇60多艘，排水量6万多吨。中国海军不但数量绝对劣势，而且舰龄老化，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是1896年光绪时代从英国进口的，舰龄已41年。装备最好的海琛号，是1898年从德国进口的，排量仅为2950吨，航速每小时19公里，有150口径舰炮3门，105口径舰炮8门，47口径舰炮4门，370毫米鱼雷发射管1具。日本的妙高、高雄等巡洋舰排水量是13000吨，航速每小时61公里，有200口径舰炮10门，127口径舰炮16门或8门，61口径4联装鱼雷发射管2具或4具。无论个头、速度、火力都高出中国几个档次。
1937年中国的航空工业才刚起步，六七年前的中国空军几乎是原始状态。国民政府在1928年才开始设立航空署，下辖4个航空队，只有24架飞机。1931年在杭州笕桥创办中央航空学校，尔后逐步收编各省军阀的航空部队，才正式建立了统一的空军。
数年内，中国除了在军事方面翻新了列阵，在国防工事、经济建设、外交求援方面，国民政府也是一早做了准备。在正式宣布抗战前的早期，蒋介石多次强调“争取时间为抗日做准备”，从国民政府秘密进行的一些措施便可窥见。
蒋介石“卧薪尝胆”式的抗日决心
早在1928年北伐战争中，日军制造的“济南事件”就让国民革命军遭到巨大损失，而当时心系统一大业的蒋介石虽选择了忍让、拒不还手，但其抗日的复仇思想早已萌生，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蒋总统秘录》中记载，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后，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中的济南事件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明知种种挑衅，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相容之确证，却又不得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我国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
由上可见，蒋介石的抗日意念一早萌现，但其抗日思想经历了一番转变，由“攘外必先安内”转向“持久抗战”、“以时间换取空间”，其间国民政府从未放弃求援国际势力，多方外交，必要时请求国际调停的策略。
在早期，蒋介石一直希望以外交方式抵御日本的外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寄希望于诉诸国际联盟，避免冲突正面化。当时笃信“攘外必先安内”的他正坐镇南昌，指挥30万大军围剿江西红军。
数月后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也同样，起初蒋介石下令十九路军交防，意在避免冲突正面化。同时，仍旧寄望于国联出面调停。苦战数月后，在国联的积极斡旋下，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日军得以在沪驻军，国民政府迁都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