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在延安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共产党治下的“革命圣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祸上身。 当时延安的等级制其实不是什么秘密，那些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用不了多久都会经历理想幻灭的过程，只是多数人不会像他那样公开直言，更多的人是私下抱怨，萧军日记中记录了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他也是牢骚满腹。之所以他会拍案而起，为他并不认识的王实味说几句公道话，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有许多同感，对延安的等级制、特权现像一样有诸多不满。
延安的丑恶：有权力才能享受特殊待遇
萧军在延安多年，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一次次又没有走成，拖到抗战结束。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他就说“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权在那里或隐或现，一个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作家，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环境。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发了他内心的这种不平，“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因妻子分娩，当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医院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
“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延安，革命阵营大大小小掌握着权力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享受也是有限的，一句“馒头也是白的”可见一斑，但他们在物质上的供应远比普通革命者充足。这种不平等一直在悄悄蔓延，并成为私下的谈资。王实味杂文中的概括实际上引发了延安许多人的内心共鸣，也因此遭到严厉压制和打击。
大多数文化人被“革命”的大染缸同化萧军看见延安的不平等，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他不曾想到的是，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
只是萧军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所断言的“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并没有发生。大多数文化人屈服了（连王实味最终也屈服了），甚至完全融入这个“革命”的大染缸中，成为这个“革命”的一部分，即使遭遇了严酷无情的迫害也无法认清这场革命的真实面目，像司马璐这样选择离开的少之又少。反而，他们甚至认为“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的”。
萧军书生意气，始终看不惯阴暗丑恶的现象，乃至到了东北，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被出局，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一点他似乎也有自知之明，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在河中洗澡时想要离开延安，“我对于这里不再存有着什么流连和幻想，我是将永远不为既成的势力所容忍的——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我也决定一生和这些庸俗的东西们战斗着。”
平等、公正这些名词始终停留在字面上悠远的中国文明史中没有产生像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础》这样的著作，对此进入深刻的思考，更没有产生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政府体制的相互制衡等问题作严肃而认真的论证。对于人性中的幽暗以及权力必然带来的恶缺乏清醒的洞察，总以为王朝更迭可以解决问题，结果充其量只能在揪贪官、反腐败上做做文章，最终特权还是特权，等级依然等级。
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这些名词始终停留在字面上，无法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拥有，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苦闷和无望中死去，特权的享受者也照样没有得到真正人的尊严。享有特权和没有机会得到特权的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是同构的，都是在这个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一致。这是累积造成，或者说是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十八世纪卢梭在《忏悔录》中的那一句真是可以力敌千钧：“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萧军自称“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很遗憾，他没有盗到真正的“天火”。不过有一点他的自我评判是准确的：“装点和取悦这全不是我的长处，我爱悲剧，这才是人来最崇高的感情表现，它可以提高人，净化人。”他一生的道路比他的作品具有更动人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悲剧作品，他虽然成为中共的同路人，选择了延安，一度是毛泽东的座上客，对毛也颇有好感，却没有选择“装点和取悦”。他在一九四○年代的延安看到了种种不平等，对革命中的特权有深深的反感，不仅记在自己的日记当中，也表现在公开的言行上，包括决绝到乡下种地。
但他依然无法挣脱那张革命之网，不可挽回地成为大时代的牺牲者，他所厌恶的那些特权随着时间，越发在这片大地上森林般地生长起来。文坛上已然缺乏敢于直言的作家，各个领域被动的顺从者远多于独立的清醒者，更不要说批判者，而反抗者的命运则是牢狱。毫无疑问，今日之现实与延安窑洞之间是一条直通车道，没有任何的障碍。老实说，我们还处在启蒙阶段，多数国人远不明白人类文明中早已成为常识的那些思想、观念、价值，对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缺少真实的认知，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十分匮乏，没有办法辨识那些由掌权者过滤后提供的信息，说到底，不是生活在真实中，而是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的捆绑中。虽然，在教育、新闻被权力高度垄断的情况下，要大面积走出这种朦昧状态十分艰难，但在网络无远弗届的时代，缝隙依然存在，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如此行，并日复一日的去行，窗越开越多，乃至门慢慢打开，一切也就皆有可能了。
(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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