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杀”黑五类”
同一天（9月1日）长安镇革委会杀了10个”四类分子”，和”二十一种人”。他们是：建设街第九组的”地主分子”罗杰、罗毅兄弟；”坏分子”覃梅枝（女）；长庆街的”富农分子”吴仁富；同一街的古成寿、潘炳成等。还有四人姓名不详。
其中罗毅五十年代还是学生，后来做了国家干部，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六十年代被开除公职回家，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以做泥水工棒人上房补瓦为生。覃梅枝以编卖竹篮为生，仅仅是曾经帮人扯过牌算过命，结果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吴仁富出身富农，把自己的菜园打扮成花园一般，还挂上了刘禹锡的《陋室铭》，结果被打成”富农分子”的帽子。
文革中有一个社会群体，根本无罪无错，却无端地一再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虐杀，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和成分，他们就沦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政治贱民”：按照中共”血统论”以出身划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成了”四类分子”、”黑五类”、”黑七类”，以及扩展范围更大的”廿一种人”。从1949年以后直到八十年代初，这些”政治贱民”一向被视为所谓的”阶级敌人”，从来就是中共的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无论是”保守派”群众团体还是军队及各地革委会指挥下的武装民兵，在对”黑五类”大开杀戒时都从不手软。尽管统治者明明知道，文革期间的法律（如”公安六条”）严格禁止任何”黑五类”分子参加群众组织，而这些”政治贱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从不参加”派性斗争”，但中共当局仍然不遗余力地杀戮”阶级敌人”。在文革初期66年”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他们受尽虐杀，许多人死于非命。1968年6、7、8月，保守派对造反派大举进攻时，又诬指”黑五类”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盟军，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又对苟且偷生的”政治贱民”再进行一次虐杀。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拿来祭旗的还是经典的”阶级敌人”，再一次把残存者拉上牺牲的屠宰台。他们任当权者及其走狗爪牙残害，他们像蚂蚁一样被碾死，像牛羊一样被宰杀，他们发不出丝毫的反抗声息，甚至被宰杀时的哀号都被瞬间淹没在暴民一片狂热地打杀声之中！
这种屠杀行动不仅为了表现杀人的政治优越地位和”正统性”，也是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例如：9月1日下午，长安镇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卫到县武装部开武装部长会议。会上，融安县武装部长、县革委会主任李树春问：”老刘，今天长安又敲了一批人？”。刘子卫自豪地说：”又敲了一批！都是’四类分子’、’廿一种人’，长安的’四类分子’、’廿一种人’太多了，敲点去少管他一点还好！敲这一批来收尾！”。
到会的武装部长们都开怀放声大笑了起来。（18）
正像暴力的可怕，不仅是夺去生命，更有摧残人性。暴力把人性逼到死角，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对峙中，兽性的疯狂冲破道德的判断和把持，那些普通的平民，就是这样变成”暴民”的。
长安镇建设街第九组共三十多户人，死了王德裕、周景光、覃梅枝、罗杰、罗毅兄弟和唐毅、卢冬梅夫妇共七人。而这组在长安参与杀人的只有两户，一姓杨，一姓陈，且都是年过半百，本该在家含饴戏孙，安度晚年的老头老太。
9月1日早上，五十多岁的杨大伯就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
中午，五十多岁的陈家阿婆回来，两手都是鲜血，笑呵呵地去融江河洗手。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屠杀是中共长期以来制造”阶级斗争”以维持”红色恐怖”政策的延续，借屠杀”政治贱民”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
据1969年12月融安县公检法军管会上报的统计数字是：查明刮台风乱打死1089名（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农分子61名，伪军官21名，农民475名，工人9名，学生21名，其他391名。）因刮台风造成自杀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农分子10名，农民64名，工人2名，学生14名，其他8名）。（19）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官方通常将”坏分子”等地位卑微的”廿一种人”归类为”其他”不入流的种类。换言之，融安大屠杀中被虐杀的”政治贱民”是585人，自杀36人，总死亡人数为612人。整个融安县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416人（其中农村，城镇居民1228人，机关干部职工188人。）（20）。由此可见，”政治贱民”所占死亡人数比率是相当高的。
文革中为”政治贱民”仗义执言，写出平等诉求人权宣言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中共当局残酷杀害，年仅27岁。
时至今日，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和杀戮，乃至群体灭绝。一直没有得到公正地清算。比如当年长安”8.16″、”8.21″屠杀的组织和策划者之一的长安镇革委会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文革后摇身一变，八十年代晋升为融安县纪检副书记。
三十八年过去也没见有当年的杀人凶手向受难者亲属忏悔恕罪，更遑论反思自省了。三十八年来人们极少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更别说为他们伸张正义、讨个公道了。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身上，沉沉压着执政当局的残酷迫害和社会大众令人痛心的冰冷遗忘。三十八年了，暴力因为涂上了红色而变成神圣，屠戮的嚎叫因为掩饰和歪曲而变成歌舞升平的吟唱，这种局面是所有当代中国人巨大的耻辱和悲哀！
在一切向”钱”看的九十年代，广西当年发生吃人兽行的贵县（现贵港市）甚至有商家（南方黑芝麻糊）抢注以”黑五类”冠名的商标，以”黑五类”作为商业噱头，在中央电视台大做广告——这是对广大遭受肉体杀戮的”政治贱民”再次施行精神虐杀！
毛泽东牺牲造反派
从以上所罗列的死亡数字可以看到，融安大屠杀死亡人数最大的集中在1968年8月份，从8月21日至23日融安县革委会第一次会议的短短三天里，整个融安县就打死1006人，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时以支持”四.二二”造反派闻名南宁、柳州的广州军区55军6984部队，其团部和一个营一直驻守在长安镇。所以，在此之前，融安县革委会在长安杀”四.二二”造反派一直投鼠忌器，不像南宁地区的宾阳县那样公开催下面加紧杀人。
1967年47军6950部队出面制止了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为什么6984部队没有出面制止融安的大屠杀呢？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时是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已不是1966年”红八月”的高干子弟的红卫兵，也不是66年底67年初的”二司”、”三司”的红卫兵造反派。在”走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被批倒批臭夺了权之后，毛泽东开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牺牲造反派。
“7.28”在人民大会堂召见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北航红旗战斗队二司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三司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一司的谭厚兰）毛泽东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泄露天机。7月27日，毛泽东下令他亲自领导的六个工厂组织工人宣传队，由支左的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率领开到清华、北大军官二校，即”六厂二校”经验，说明中央已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力调整为工农兵。
同一天（27日）地处南疆边陲的广西融安，6984部队用军车护送一批逃亡到长安的”四.二二”成员回原籍泗顶矿务局，结果被泗顶”联指”的”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把初中三年级学生温继初等12人，从军车强行拉下，用木棒和石头活活打死在军车旁。军人拚命阻拦只保护下两名初中二年级女学生。其中一位女学生头部仍被打了一棒。
此时在广西，最听话的保守派”联指”的”工人”、”贫下中农”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军代表大都成了各级政权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早在七月份，广州军区就给部队下了命令：现在是工人、贫下中农起来主宰运动的时候了，部队要支持群众运动，不要干涉群众运动。7月17日，解放军6977部队奉命围剿了融安大巷公社农民造反总部，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接着把融安教师斗私批修兵团全部成员80多人抓进监狱。在这样的背景下，6984部队怎么还能对制止融安的屠杀有什么作为呢？
8月15日，长安一帮”联指”派学生，持枪抓了一批融安中学”四.二二”学生，毒打、关押、剃阴阳头。6984部队闻讯后赶忙去交涉放人。16日凌晨五时就去把被关押的学生要回。学生们刚走出牢房惊心的枪声就划破了小城的黎明——以埋死人为生的土工周老关被”联指”从牢房拖出去枪杀了！
(未完)
注释：（1）《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第25页。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1987年编印。
（18）同注1，第26页。
（19）同注1，第26页。
（20）《融安县志》第177页。1996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小平头(丹麦)，问青天(融安)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7/1/6/n158100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