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出身论》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徬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默默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徬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1967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60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付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付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