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称，“一二九”运动是中共领导下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 具体的描述是：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共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从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
问题是：此前从未喊过抗日，此后也甚少与日军作战的中共挑起学生的爱国热情，真的是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吗？其实，看看当时苏联和中共所处的国际国内处境，就不难理解中共此举的目的所在。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东北后，中华民国政府军与日军已然处于敌对状态。民国政府深感对日抗战实已无可避免，于是全国建设以充实国力，进行军事备战为主。而此时中共却不断扩大，进行武装叛变，处处牵制政府抗战方针。为了集中精力抗日，蒋介石遂拟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中共的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围剿中，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被迫逃亡，并最终逃到陕西一隅立足。
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剿灭中共，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
而此时的苏联正面临着德国入侵的危险。为了避免在东线同日本作战，苏联要求中共与蒋介石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不过，苏联希冀的是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面临着国民党数倍于己军力的包围，中共为了求得生存空间并根据苏联的指示，中共授命由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撰写了“八一宣言”，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愿意与国民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积极抗日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是“九·一八”之后四年中共第一个抗日宣言。三个月后，即1935年11月中旬，毛泽东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北上逃跑到了瓦窑堡，并在此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主要是学习和贯彻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新指示，那就是“联蒋抗日”。据海外专家辛灏年先生的研究，毛在瓦窑堡会议上把斯大林的这个指示窜改成了“利用抗日进行反蒋”。
为此，中共制定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联蒋抗日”旗号，但实质上却是暗地里反蒋不抗日；二是向驻守在陕西，负责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宣传；三是在国统区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被派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在京津地区，恢复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在12月建立了华北中共的地下最高指挥部：中共北京临时市委。不久，中共主导的第一个“北京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其第一项任务就是掀起一场抗日救亡运动，以推翻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而中共现代史教材也明确记载，在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这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策划者正是中共。
同时，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存亡的运动推向全国。
于是，在当年的12月9日，成千上万知道或不知道真相的学生，都跟着“北京学生联合会”这个共产党组织走上街头，高喊抗日，高喊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打倒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
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话说：“一二九的青年学生们，他们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棍棒和水龙头，勇敢地行走在北京的大道上，把他们抗日救国的呼声喊彻了全中国。他们获得了彻底的胜利，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支主干力量，走上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后来成了我们新中国许许多多最重要的干部的一部分。”
1935年8月前从没有提过抗日、也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共，就这样打着“抗日”的旗号，打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煽动民众的热情，以此为己谋“图存”，并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而根据辛灏年先生的考证，在《青春之歌》中所描写的运动中国民党政府对学生使用什么“大刀、水龙头和棍棒”，实际上就只有水龙头，而且抓的人不过几天都放了，根本没有像中共那样杀人，更没有用坦克车。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它挑起了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并成为西安军事叛变的间接推手；它使得无数年轻人被利用，并相信了中共的谎言，从而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归之路；它亦破坏了国民政府的备战计划，使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提前；而中共亦由此获得了喘息的空间。
毫无疑问，这场运动是中共利用学生为达到一己私利而策划的，根本与抗战无关。学生不过是又上了中共的一个大当。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12/10/n994323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