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三年大饥荒的前期。
之所以说是中国“特大瘟疫”，是因为根据中共医学档案资料的记载，当时有十万人计的群众被感染，而疫情最严重的成都温江专区的人口也就是几十万，受感染的4个专区人口总数也就是一百多万。
而“鲜为人知”，要“归功”于中共的专制系统和舆论防控。那次疫情期间，除了中共最高当局知道，疫情地区当局知道外，全国几乎没有人知道，连相连市区都毫不知情，国际上就更不知道。
血吸虫未尽 股份制厕所出台
上个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在大陆就像感冒流行一样普遍，受感染的人数达千万人，超过一亿的人口受到威胁。1955年，调查发现浙江嘉善县10户人家67口人有44人死于血吸虫病。于是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会议，宣布要把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言外之意，要把消灭血吸虫病当作阶级敌人来消灭。
其实，中共历次发动的各种运动，都是出自于精明的算计和阴险的政治目的。螺是血吸虫病菌的主要宿主，药物灭螺，每亩需要500元，江苏一个省就有300多万亩，需要15亿元，当时最严重的疫情省份达12个，共需约180亿元。中共掏不起这钱，所以想了个人海战术的办法，人工灭螺。
其次，利用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破坏人们思想中的传统文化信仰。那时，疫区的群众普遍建造神庙佛堂，拜神忏悔，祈求上天免灾。中共自诩为神，用革命运动替代天命，号称自己才是人民大救星。哪能容得了这些？
党的一声号令，各宣传队入村入户进行思想动员，要打倒封建迷信，号召人们徒手土埋灭螺。南方疫灾严重地区的群众热火朝天，江苏几百万人每天不分昼夜，连续20多天，大搞灭螺运动。土埋螺要挖地开沟，据档案记载，江西余江县一个县，两年三次灭螺总投入民工3.6万人，共计231万个劳动日，填老沟347条，开新沟87条，共计716华里，填旧塘503口，搬运土石方416万方。至于挖沟填塘是否破坏了地表结构与土壤，对耕田、灌溉与植被是否有恶性影响，中共一概不管。
中共还借此开展了厕所公有化革命。余江县废除了2600多个私人厕所。建造200多个公共厕所，所用资金靠群众个人入股集资，每股2元，粪便收入分红。这真是天下奇闻，1953年，中共把农民斗地主得来的土地收归国有，几年后，却搞了个股份制厕所。中共欺骗农民太离谱了，排泄物要比农作物贵？但是，真的就有人信它、跟着它表演种种荒唐。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导。当日，毛泽东写了两首《送瘟神》诗歌。中共宣告防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事实上，上个世纪从50～80年代，血吸虫病大陆依然严重可怕。不仅如此，就在中共党魁宣称“胜利”送走瘟神的半个月内，一场特大瘟疫已经悄悄布局四川成都温江地区。
特大疫情爆发 中共严密封锁信息
1958年早稻夏收季节，四川温江专区（现成都市温江区）清平乡突然爆发一种传染病，很多城镇居民及人民公社社员，中小学师生被报告有高热、畏寒、头痛、肌肉疼痛的症状，重者有咯血现象。
这些人多为青壮年，因大生产运动，他们都响应号召下农田参加“三抢”，数日后，500人感染，疫情迅速波及温江县12个镇，感染人数上千名。患者如有肺部出血，马上就会猝死。重症者从发病到死亡仅12小时。很快上百人死亡了。
因为疫情特别迅猛，中共四川当局立刻封锁了通往温江的水陆空交通，但因出于不给党中央放“疫情卫星”的政治考量，疫情属于重大政治机密，消息不得外露，因此外界并不知道实情，只是向中南海直接做了汇报。
紧邻的成都市区依然毫不知情。甚至在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这个和防疫部门有密切关系的单位，技术人员们也只是偶有风闻而不知其详。那时，没有现在的网际网络，中共封锁消息相当容易。
耽误一个月 感染数以万计
疫情从7月初就有零星发作，温江、雅安等专区有小规模的流行，死亡者发现肺部有弥漫性出血。四川省当局决定在蒲江和温江两县防疫站，成立专业检验组，研究疫情，寻找病原体。
省专业检验组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研究和调查，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但是排除了鼠疫杆菌的可能性。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猝然死亡，但不是鼠疫，也没有明显的呼吸道感染症状，没有发生黄疸，就不太像是钩端螺旋体病。因此专家们糊涂了。耽误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感染已经数以万计了。
直至8月上旬，中共当局无奈之下才从北京和上海调来数名专家与防疫人员参与调查和研究，这些专家们分析说有可能是一种变异流感病毒感染。四川省得到了来自首都专家的分析，立刻成立了流感病毒检验组，从8月10日起开始投入工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专家们的诊断是错误的。
之所以说是中国“特大瘟疫”，是因为根据中共医学档案资料的记载，当时有十万人计的群众被感染，而疫情最严重的成都温江专区的人口也就是几十万，受感染的4个专区人口总数也就是一百多万。
而“鲜为人知”，要“归功”于中共的专制系统和舆论防控。那次疫情期间，除了中共最高当局知道，疫情地区当局知道外，全国几乎没有人知道，连相连市区都毫不知情，国际上就更不知道。
血吸虫未尽 股份制厕所出台
上个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在大陆就像感冒流行一样普遍，受感染的人数达千万人，超过一亿的人口受到威胁。1955年，调查发现浙江嘉善县10户人家67口人有44人死于血吸虫病。于是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会议，宣布要把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言外之意，要把消灭血吸虫病当作阶级敌人来消灭。
其实，中共历次发动的各种运动，都是出自于精明的算计和阴险的政治目的。螺是血吸虫病菌的主要宿主，药物灭螺，每亩需要500元，江苏一个省就有300多万亩，需要15亿元，当时最严重的疫情省份达12个，共需约180亿元。中共掏不起这钱，所以想了个人海战术的办法，人工灭螺。
其次，利用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破坏人们思想中的传统文化信仰。那时，疫区的群众普遍建造神庙佛堂，拜神忏悔，祈求上天免灾。中共自诩为神，用革命运动替代天命，号称自己才是人民大救星。哪能容得了这些？
党的一声号令，各宣传队入村入户进行思想动员，要打倒封建迷信，号召人们徒手土埋灭螺。南方疫灾严重地区的群众热火朝天，江苏几百万人每天不分昼夜，连续20多天，大搞灭螺运动。土埋螺要挖地开沟，据档案记载，江西余江县一个县，两年三次灭螺总投入民工3.6万人，共计231万个劳动日，填老沟347条，开新沟87条，共计716华里，填旧塘503口，搬运土石方416万方。至于挖沟填塘是否破坏了地表结构与土壤，对耕田、灌溉与植被是否有恶性影响，中共一概不管。
中共还借此开展了厕所公有化革命。余江县废除了2600多个私人厕所。建造200多个公共厕所，所用资金靠群众个人入股集资，每股2元，粪便收入分红。这真是天下奇闻，1953年，中共把农民斗地主得来的土地收归国有，几年后，却搞了个股份制厕所。中共欺骗农民太离谱了，排泄物要比农作物贵？但是，真的就有人信它、跟着它表演种种荒唐。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导。当日，毛泽东写了两首《送瘟神》诗歌。中共宣告防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事实上，上个世纪从50～80年代，血吸虫病大陆依然严重可怕。不仅如此，就在中共党魁宣称“胜利”送走瘟神的半个月内，一场特大瘟疫已经悄悄布局四川成都温江地区。
特大疫情爆发 中共严密封锁信息
1958年早稻夏收季节，四川温江专区（现成都市温江区）清平乡突然爆发一种传染病，很多城镇居民及人民公社社员，中小学师生被报告有高热、畏寒、头痛、肌肉疼痛的症状，重者有咯血现象。
这些人多为青壮年，因大生产运动，他们都响应号召下农田参加“三抢”，数日后，500人感染，疫情迅速波及温江县12个镇，感染人数上千名。患者如有肺部出血，马上就会猝死。重症者从发病到死亡仅12小时。很快上百人死亡了。
因为疫情特别迅猛，中共四川当局立刻封锁了通往温江的水陆空交通，但因出于不给党中央放“疫情卫星”的政治考量，疫情属于重大政治机密，消息不得外露，因此外界并不知道实情，只是向中南海直接做了汇报。
紧邻的成都市区依然毫不知情。甚至在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这个和防疫部门有密切关系的单位，技术人员们也只是偶有风闻而不知其详。那时，没有现在的网际网络，中共封锁消息相当容易。
耽误一个月 感染数以万计
疫情从7月初就有零星发作，温江、雅安等专区有小规模的流行，死亡者发现肺部有弥漫性出血。四川省当局决定在蒲江和温江两县防疫站，成立专业检验组，研究疫情，寻找病原体。
省专业检验组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研究和调查，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但是排除了鼠疫杆菌的可能性。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猝然死亡，但不是鼠疫，也没有明显的呼吸道感染症状，没有发生黄疸，就不太像是钩端螺旋体病。因此专家们糊涂了。耽误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感染已经数以万计了。
直至8月上旬，中共当局无奈之下才从北京和上海调来数名专家与防疫人员参与调查和研究，这些专家们分析说有可能是一种变异流感病毒感染。四川省得到了来自首都专家的分析，立刻成立了流感病毒检验组，从8月10日起开始投入工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专家们的诊断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