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中共特务渗透到中华民国几乎所有要害部门，搜集绝密情报，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但在1949年中共当政后，这些特务几乎没有一个不挨整的，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葛佩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今天，我根据《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记载，跟大家谈一谈葛佩琦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往事。
葛佩琦的无罪辩护
1959年3月4日，在北京城东北角草岚子看守所的一个临时法庭内，被关押一年多、经历66次审讯的葛佩琦出庭受审。检察官宣读完《起诉书》后，法官要他陈述意见。
葛佩琦说：“《起诉书》指控我的罪名，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起诉书》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因此认定我为‘历史反革命’。这不是事实。
“我曾担任过‘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职务掩护下，我曾帮助建立沈阳地下电台，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受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人员。因此，我不是历史反革命。
“《起诉书》说我‘（1957年）借帮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因此认定我为‘现行反革命’，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也不符合事实。”
《起诉书》上抄了什么报刊内容呢？包括“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今天的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
葛佩琦说：“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因此，我不是‘现行反革命’。”
最后，他请求法庭依法宣告将他无罪释放。
葛佩琦被判无期
作为中共的阶下囚、政治犯，葛佩琦的申辩毫无意义，没有人会听他的。
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法院坚持认定他是集合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双料反革命”。
判决书称：葛佩琦“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中共军情，“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1949年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长期隐瞒”，“乘党整风之际，……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进攻，竟然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政府”。
最后，法院根据所谓《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规定，以犯反革命罪，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香港一家报纸对此评论说，葛佩琦作为共产党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名得力情报人员，是促使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大溃败的一个局外人无从知晓的因素，国民党后来想惩治他而只能干瞪眼，想不到共产党自己却帮了国民党这个大忙。
葛佩琦被宣告无罪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从1978年底开始，葛佩琦走上了漫漫上访路。最后，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他的冤案得到平反。
1980年12月10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开庭宣布：1959年对葛佩琦的判决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葛佩琦无罪。那么，葛佩琦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先说“历史反革命”。葛佩琦是山东平度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曾任北大学生会副主席；1938年他加入中共，1939年后多次接受中共指派，在河南、安徽、陕西、东北等地国民党军政机构从事“特务”工作。
比如，1942年，他遵照中共指示，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任少将参议，赴豫东日本统治区做情报工作。
1946年中国新年过后，中共西安情报站负责人赵耀斌派葛佩琦等四人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葛佩琦先后任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长，利用其特殊身份，将获得的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等机密情报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送给毛泽东。这些军事情报对于中共打赢辽沈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不是为中共立了大功吗？结果成了“历史反革命”。
再说“现行反革命”。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葛佩琦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物理教师。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前，一再鼓励知识分子帮中共整风，声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先后三次邀请葛佩琦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自认为是中共党员，怎么能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呢？一请，不去；二请，不去；三请，不得不去了。
1957年5月24日，他在座谈会上发言说：“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是作为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
葛佩琦虽然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为中共当特务出生入死，但是1947年底，与他单线联系的人被捕，他失去了与中共组织的联系。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四处奔波，要求恢复组织关系，要求承认他是中共党员，但得到的回答总是：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一直拖到1957年，中共还不承认他是党员，但是，既然党再三请他提意见，他就讲了一些真心话。
1957年5月27日，他的发言被刊登在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5月3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他的发言经过断章取义、添油加醋、上纲上线，演变成了“杀共产党人”“杀成千上万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等的“反党言论”。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毛泽东发动的帮党整风运动，变成“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随后，《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登载批判葛佩琦的文章。长期默默无闻的葛佩琦，一下子成了闻名全国的大右派。
葛佩琦被整得妻离子散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在家中被逮捕。然后，中共跟他旧账、新帐一起算，1959年将他重判无期徒刑。
他的妻子朱秀玲是人民大学副教授，原本就患有急性风湿性心肌炎。接到丈夫的判决书后，朱秀玲一下子就晕倒过去，后来瘫倒在床八年。
葛珮琪家五个孩子，三女儿曾写过一篇文章《回眸一甲子，风雨故人情》。里面说，葛佩琦被捕那年，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女儿无奈被送入托儿所，两年多没接回家；1964年，大女儿报考北大，她考试成绩优秀，但最终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她到北京市教育部门查询，才知道档案中有个“因出身问题，不允许任何大学录取”的结论。
文革爆发后，葛家排行老二的儿子也因为出身问题被人打得肾脏严重损伤。他们家门外还被贴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1965年，朱秀玲为了孩子的前途，不得不跟葛珮琪离婚，孩子全部改姓朱。1975年12月，在服刑18年后，中共出于某种政治考虑“特赦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葛佩琦被以“国民党少将”身份特赦出狱，几经周折后，于1976年3月下旬回到北京。这时候，他已成了全身“没有一个好零件”、双目几近失明的65岁老人。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不择手段；维持极权统治，也是不择手段。不择手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限战”，超过一切道德和法律的限度。为了掩盖真相，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成为中共的一贯做法。纵观其百年党史，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前车之鉴，理当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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