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政前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不同。
建政前，在中共眼里，知识分子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建政后，中共利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一起推翻国民党的工作已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一变而为改造。思想改造就是迫使他们退出政治舞台的手段之一。
1951年11月30日，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随即，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
这场运动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强制改造，并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相结合的一场完全的政治运动。至1952年9月，中共对全国90%左右的高等学校教职员和70%左右的中等学校教职员完成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
1951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社论中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
既然思想改造被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且不能用和平改造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是长期的，那就不是简单检讨批评一下就可以了事的。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然做了八九次检讨，甚至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如果涉及政治问题，那就可能被逮捕法办，或劳动改造。
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
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
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自传或学习心得体会等方式，要知识分子检查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揭开思想反动的一面，从而强迫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并表明诚心诚意的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时进行思想改造的主要武器。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斗争，要知识分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评（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以进行反复的斗争，以操纵群众的方式，决定其是否进步与能否过关。
四是改造。逼迫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企图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如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等。
五是总结。要知识分子将自己学习、改造的过程，作出总结报告，把思想上的黑点和黑线肃清，搞清楚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发现觉悟的程度还不够，还需要再进行改造，强迫补课学习。
思想改造中，想超然物外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和维护资产阶级思想，就会被大会公开斗争，其严厉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镇反中镇压反革命。
中共煽动被斗争者的同事、教师及学生，指责他们是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他们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他们全身都是细菌，还恬不知耻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他们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思想改造运动中，教师们如同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被一扫而空。这样的污辱对一个大学教授人格的践踏可想而知。
以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斗争华罗庚为例。华罗庚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从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他坦白的清楚的交代所有，但最后因为华罗庚还保留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此引起了对他无穷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 “留后路”做打算。华罗庚简直成了“罪人”，在斗争会上有口难辨，他看见了是非不分的世界，自己的灾难是无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进行了自杀。但被发现得早，保住了生命。因为华罗庚是民盟盟员，他的检讨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最终才算过了关。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一种精神，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只好被迫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的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被镇压。
思想改造运动让中国知识分子无休止的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尊严，逐步磨灭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在失去独立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后，他们就成为了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从此以后，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消失了，“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10/30/n146263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