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6年3月5日，本网获悉：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今天就张文鹏案发表了评论：反对司法迫害张文！2026年2月14日著名实习律师张文鹏案庭审结束，这是一场藉司法之名对民间抗争人士的又一次绞杀。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认为以「有利害关系」为由剥夺律师辩护权，指控张文鹏「寻衅滋事」罪，是当局对中国法律人的又一次严重司法迫害。
以下是关于张文鹏案的综合报道，现在全文刊发。
审判张文鹏原载：开阔地
2026年1月4日上午，距离张文鹏案原定的开庭日期不到一个月，他的辩护律师李帅欣接到了一通来自海南省三亚城郊法院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三亚城郊法院的法官许剑凯。他用一种平静的、不容置喙的语气，宣读了一个审查了两个多月才得出的结论：
你有利害关系，不能辩护。
这句判词，对于张文鹏的辩护团队来说，简直像是一道无法打破的魔咒。
早在案件侦查阶段，他的第一任辩护律师就曾在看守所遭遇过同样的阻击。
警方以“有利害关系”为由，强行中断了会见并取消了她的资格。
紧接着，第二任接手案件的律师黄海，刚抵达三亚，行李还没放下，也收到了同样的逐客令：因有利害关系，禁止会见。
如今，这同一个理由，像幽灵一样，再次出现在了法院的审判阶段。
李帅欣律师在电话里据理力争，反复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利害关系。许法官的回答简洁而神秘：
这个评议的过程和理由，就不跟你说了。
律师坚持要求法院出具书面决定，以便向上级法院申诉。许法官再次拒绝，表示今天只做：
口头答复。
电话的最后，许法官以一句“那我们今天告知就到这里了”结束了通话。
这通电话的结果，是张文鹏的辩护团队被迫重组。
在开庭前的最后时刻，杨学林律师和兰庆州律师紧急介入，接替了那位被口头排除的同行，成为了张文鹏在审判席上的新守护者。
而一份由法院发给律师的出庭通知书，让这场审判在开始前又添了几分仓促：原定的开庭日期是2月2日，临近时，因辩护人时间冲突被紧急推迟了一周。
据微信公众号旁听士发布的消息，这个小小的波折，让早已预订好机票和酒店的律师与旁听者们，在年关的喧嚣中，又经历了一场手忙脚乱的折返跑。
这似乎是张文鹏这几年命运的某种隐喻：总是在终点线前，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拨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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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起点，是那个闷热的海南夏天。
2024年，当张文鹏受邀南下时，他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商业帝国残局。
海南海韵集团，一家在与三亚市政府的合同纠纷中罕见胜诉的民营企业，本应手握26亿元的法院判决，等待着迟来的正义。
但故事的走向，显然没有遵循法律文书的剧本。
根据后续多家媒体的报道拼凑，在17亿赔偿款陆续到账后，一张来自官方的审计报告，为这场商业纠纷按下了暂停键。
报告宣称，当年的项目成本算错了。
随后，三亚市有关部门重新审计认定了项目开发成本，海韵集团的身份就完成了从债权人到债务人的惊险一跃：
倒欠政府6个亿。
随之而来的，是一套当地观察者们并不陌生的组合拳。海韵集团董事长与上百名高管，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悉数带走；公司则被迅速指定由国企“三亚旅文集团”进行托管。
公章被收缴，账户被冻结，一个百亿级的企业，顷刻间沦为无法呼吸的植物人。
海韵集团需要一个能撬动这块铁板的人。他们找到了张文鹏。
2
在当时的中国法律界，张文鹏的存在像一个悖论。
他广为人知，却顶着一个略带苦涩的头衔：
著名实习律师。
自25岁从法学院毕业后，他用七年的时间，反复证明自己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他的战场不在法庭，而在律师协会的会议室和司法局的走廊里。
在深圳，他因实习考核不公，将律协告上法庭，还在对方提交的证据里，嗅出了偷漏税的味道，转身就敲开了税务局的门。那场举报的结局是：
深圳律协被追缴及罚款78万余元，而张文鹏的实习资格被注销。
他像一个永动机，辗转至山东青岛，继续战斗。
他公开举报地方司法系统与商业机构勾结，强制实习律师购买高价培训课程。
据鸡蛋bot报道，这次实名举报直接指向了时任青岛市司法局局长万振东。
这种不合时宜的较真，为他赢得了体制内一个清晰的评价。有关部门甚至直接放话：
你不要申请面试，申请也过不了。
这就是海韵集团找到他时的张文鹏——一个被系统反复拒绝，却始终拒绝被系统格式化的法律人。
他接受了任命，出任海韵集团执行总裁，与他并肩作战的，是同样以网络维权着称的许宗平。
3
据报道，他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设法为海韵数百名断薪已久的员工：
发了工资。
第二件事，是直面看不见的对手。
他开始整理法律材料，准备挑战托管的合法性，并在互联网上为身陷囹圄的企业家发声。
他质问，为何一桩民事纠纷，最终会演变成一场扫荡式的刑事抓捕。
他或许低估了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复杂性。
三亚警方向他出具了一纸训诫书，警告他“扰乱单位秩序”。
那张纸上，写的不是警告，而是最后的通牒。
2024年9月24日清晨，大网收紧。
张文鹏与同事许宗平被三亚警方同时带走。推荐张文鹏入职海韵的律师张庆方，也几乎在同一天收到了执业资格拟被吊销的通知。
罪名精准得像一则寓言：
寻衅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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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第二看守所，这里成为了张文鹏的新办公室。
如果说之前的交锋是法律与潜规则的暗战，那么在这里，战争变成了肉体与钢铁的直接对话。
根据其辩护律师提交给检察院的《控告书》披露，张文鹏在被捕初期，经历了一段几乎失控的审讯。
办案人员似乎并不急于询问案情，而是用一种充满羞辱性的方式，试图击穿这个年轻法律人的心理防线。
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一副十几斤的铁制脚镣被戴在了张文鹏的脚上。
据律师的控告书称，2024年12月4日，起因是张文鹏要求见驻所检察官而未按时起床，被管教视为不配合。
这种通常只用于重刑犯的械具，在他身上停留了整整：
七天七夜。
粗糙的金属环不断摩擦着脚踝，直到皮肉绽开，伤口溃烂。当他试图用布条包扎伤口时，却被管教以“防止自杀”为由没收。
最后，他只能用两个红色的塑料袋，垫在血肉模糊的脚踝与冰冷的钢铁之间。
更令人错愕的是，一位办案民警在审讯中，竟然对他说出了一句极具画面感的话：
张文鹏就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狗。
这或许并非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权力的傲慢展示。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法律的条文似乎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最原始的丛林法则。
而在高墙之外，另一场关于“权利”的博弈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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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鹏被捕后的第四天，三亚市第二看守所的大门上，突然贴出了一张令人啼笑皆非的通知。
这张打印在A4纸上的公告宣称，因设备故障，暂停律师会见：
所有会见室，全坏了。
这则通知像一道精准的铁闸，将闻讯赶来的律师们挡在了门外。
从北京连夜飞抵三亚的辩护人，不得不在看守所门口与这行冷冰冰的文字对峙。
随后的日子里，阻挠升级成了更加离奇的戏码。
当律师终于在重重设卡后见到张文鹏时，会见仅仅持续了片刻，便被突然闯入的执法人员强行中断。
紧接着，她接到了警方的正式通知，因其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不得再担任辩护人，甚至称：
她本人可能也成了犯罪嫌疑人。
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株连手法。
仅仅因为你是律师，你就成了案件的一部分，甚至成了潜在的嫌疑人。
第二任接手案件的律师黄海，刚抵达三亚，行李还没放下，就遭遇了同样的待遇：“有利害关系”，禁止会见。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对此评论，这已经不是在办案，而是在展示一种：
全家桶式的整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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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身处这样的至暗时刻，张文鹏依然保持着一种惊人的韧性。
在后来的律师会见中，人们得知，他在看守所里争取到了一项待遇：读书。
这并非看守所的仁慈，而是他用无数次的绝食抗议和据理力争换来的。
律师在他的书单中，看到了两本耐人寻味的书：
《叫魂》和《德国的浩劫》。
前者讲述了清代的一场妖术恐慌如何演变成全社会的疯狂清剿，后者则反思了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如何一步步滑向极权的深渊。
身陷囹圄的张文鹏，或许正在用这两本书，为自己的遭遇寻找一个历史的：
坐标。
在那个狭小的牢房里，脚上戴着镣铐，手里捧着孔飞力，这一幕本身，就构成了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现代行为艺术。
他用行动证明，即使身体被囚禁，思想依然可以越狱。
与此同时，案件的程序在沉默中推进。
2024年10月5日，海韵集团副总经理许宗平被批准逮捕。
2025年7月14日，张文鹏案也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
尽管外界的声援从未停止，但那台庞大的司法机器依然按照既定的轨道，轰隆隆地碾压过来。
直到2026年1月，法院的开庭公告终于打破了长久的沉寂。
7
如果将镜头拉远，张文鹏的遭遇，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像是一面折射法治生态的多棱镜。
在这个镜像中，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那个如影随形的罪名——寻衅滋事。
这是一条被称为口袋罪的法律条文。它的前身是1997年刑法修订前的：
流氓罪。
虽然那个充满江湖气息的名字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它的幽灵却借尸还魂，以寻衅滋事的面目继续游荡。
定义模糊、边界不清，让它成为了一把万能的瑞士军刀。无论是在网上发帖批评，还是在现实中举牌抗议，甚至只是在自家门口拉个横幅，都有可能被装进这个口袋。
张文鹏深知这一点。
早在2023年，还是“实习律师”的他，就曾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罪名的危险性。
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法律人联名上书，言辞恳切地建议最高立法机关废除这一罪名。
他们在建议书中写道，法律应当是清晰的红线，而不应是随时可以移动的橡皮筋。
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仅仅一年后，那个他试图从法典中抹去的罪名，成了将他送入看守所的镣铐。
在起诉书中，检方指控他的种种维权行为——为员工讨薪、在网上发声、向有关部门投诉——构成了寻衅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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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试图拯救寻衅滋事这一罪名的的受害者，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受害者。
但张文鹏并没有成为那个沉默的受难者。
据律师转述，在看守所的漫漫长夜里，张文鹏曾多次表达过乐观。
他相信，只要案件进入庭审，只要能够公开辩论，真相就会像水底的石头一样显露出来。
这种乐观，源于他骨子里对法律的信仰。
在过去七年的实习生涯中，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堂吉诃德，一次次冲向风车。
在深圳，他敢于直面庞大的律协机器。当发现对方财务报表中的猫腻时，他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像个愣头青一样冲进了税务局。
那次举报让他成了行业内的名人，也让他上了隐形的黑名单。
在青岛，面对司法局长的不当行为，他实名举报，甚至不惜跨省维权。
那次在深圳被青岛警方跨省传唤的经历，曾让他倍感屈辱：
被扒光衣服，在审讯室里赤裸着身体接受盘问。
每一次抗争，他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实习期被延长、考核被拒绝、执业证遥遥无期。
但他从未退缩。
有人曾评价道：
很多人都知道问题，但很少有人会去捅那个马蜂窝。
在那个大多数人选择“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行业里，他的存在像一根扎手的刺。这根刺并不致命，却时刻提醒着人们，那个被遗忘的痛感。
如今，这根刺终于要被拔掉了。
相关部门不仅动用了刑事手段，甚至试图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法律联系。在他被捕的同时，他的推荐人、知名律师张庆方遭遇了职业生涯的毁灭性打击。
这是一种精确的清除。它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冷酷：
在这里，解决问题的人，往往比问题本身更先被解决。
随着庭审日期的临近，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聚焦在三亚。这不仅是因为张文鹏个人的命运，更因为这场审判本身所承载的标本意义。
它关乎一个民营企业在公权力面前的生存底线，关乎一个法律人在追求正义时的安全边界，更关乎那个古老而沉重的问题：
当法律的守护者成为阶下囚，我们离法治的彼岸，究竟还有多远？
9
在三亚市第二看守所的高墙之内，张文鹏的世界被压缩进了一个狭小的物理空间。
但在高墙之外，关于他的故事，却在另一个维度——舆论场中，经历着诡异的传播曲线。
如果你打开主流新闻，搜索“张文鹏”或“海韵集团案”，你会发现一片令人窒息的空白。
没有通稿，没有报道，甚至连平日里热衷于法治热点的新闻媒体，也对此保持着整齐划一的：
沉默。
官方的叙事体系里，张文鹏仿佛从未存在过。
唯一能找到的官方痕迹，或许只有那几张流传出来的、冷冰冰的警情通报截图，以及法院那张并不起眼的开庭公告。
在这些寥寥数语中，张文鹏只是一个涉嫌犯罪的嫌疑人，海韵集团的遭遇被简化为枯燥的案情简介。
这种失语，像是一个巨大的消音器，试图将一切可能引发共鸣的杂音，扼杀在萌芽状态。
然而，民间的叙事却如野草般疯长。
微信公众号、微博、各类社交媒体，成了张文鹏案信息突围的游击战场。
律师们的《控告书》、知情人士的爆料、社会上的呼吁，像碎片一样拼凑出了案件的另一幅面孔。
在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中，公众看到的不是一个寻衅滋事的罪犯，而是一个为了理想撞得头破血流的人。
对于张文鹏来说，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公开的场合，完整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但他的讲述，对于那台精密的、按照既定程序运转的机器来说，可能只是几行会被记录在案的文字。
他就像那个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显得有些滑稽和悲壮。
但人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风车，而是驱动所有风车朝着同一个方向、以同一种速度旋转的那股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风。
这股风，吹过了深圳的律协，吹过了青岛的司法局，最终在海南汇聚成了一场风暴，向张文鹏席卷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