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运动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言者有罪，大批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被打成了右派。
据《阳谋》一书记载，7月初，毛泽东在上海号召：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这个时候的右派，哪里有一根草他都想抓了，因为他要沉下去了。
几天后在青岛对各省、市党委书记谈话时，毛又强调说：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于是人民日报发布社论，批评“部分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够，既不广，也不深。”随后，全国上下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将更多的无辜者投入了冤狱。
例如甘肃通渭县，县委号召用“挖洋芋”的办法，对“既不鸣又不放的右派分子，进行检举、揭发。”辽宁省当局宣布，铜铅锌矿务局工程师潘宝信是“深掘深挖”、从“地洞”里抓出来的右派。因为他“过去是个‘先进工作者’，大鸣大放也没有发什么言，已被揭露，原来他是个阴毒的家伙。”
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在《南方日报》上发文，号召采用广东农民冬天从地洞里挖田鸡的办法，挖掘潜藏的右派。党组织根据各人的家庭出身、向党靠拢的程度，判断其是否右派，有无“反党言论”已不重要。广东“错划右派分子三万余人”，许多是这样挖掘出来的“田鸡”。
河南商城县黄柏山林场的张培从大学毕业，还是地主家庭出身，县里指定他和另一名也出身地主的会计到县城去参加鸣放。领导对他说：“你是俺县里的大知识，高材生。你得带头帮助党整风。”张遂写了一张“县长不重视专家的意见”的大字报。够了，领导立即宣布：“经数月苦战，隐藏得很深的右派分子张培从终于被挖出来了！”张成了“右派劳改队”的一员。
8月8日，新华社报导说：右派正“一个一个地从各行各业中搜索出来”。这“搜索”二字真是形象而又准确。
首先被搜索的是报刊杂志。凡近年发表的文章都在搜索之列。
半年多前，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教师刘施任和学生蒋祖馨、汪立三合作写了篇批评音乐家冼星海某部交响乐作品的学术论文，寄给《人民音乐》杂志。文章发表与否一直没有消息，反右中文稿突然被搜索出来，成为他们的罪证。蒋祖馨因刚在国际上获奖而受宽大，刘、汪二人则都被打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去了。
反右前，沈阳市民政局干部陈以强针对有些干部进城后抛弃糟糠之妻另觅新欢的现象，曾写过一篇小品文《变心》，交给党支部书记，请其审阅并决定是否投寄给报刊。而今那从未投寄的文稿成了党支书的武器：“从《变心》看陈以强的黑心。”陈自然成了右派。
1957年1月号《人民文学》刊登的小说《明镜台》，以批判的口气讲述一个干部对待家中小保姆的态度。讲的是家庭琐事，却颇引人深思，《文艺报》等报刊对其思想、艺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今小说被指为“攻击党的干部”，作者耿龙祥成了右派。
全国的报纸、期刊一齐搜索来稿，效率极高。鸣放时，武汉海军第一预备学校教员毛西旁曾给文汇报社写过一封信，表示赞成“自由办报”。文汇报将其稿件转给武汉海校，他便被揪出来，送到北大荒农场去了。
《甘肃日报》社记者王景超，写了本长篇小说。审稿的领导只看了提纲目录，就认定小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将他打成了右派。王景超被送夹边沟劳改农场，两年后死在那里。
诗人王昌耀，十四岁时参军，在部队文工团拉二胡。在朝鲜战场受重伤后作为残废军人归国。他报名去西北，在青海省文联做专业作家。反右时，他的诗集《花儿与少女》即将出版。可是，诗集中有两首诗突然被查出“有毒”，诗集即被扼杀。他愤而向文联辞职。次日，其辞职书被附以“向党要挟，气焰嚣张”的评语，抄成大字报贴出。他成了右派，送到高原劳动改造，旋因与青海日报社的右派难友交谈，被视为违反劳改规定，由监管民兵绑送湟源县公安局，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1949年后，诗人公刘从香港回国参军。肃反时，被关押审查期间，他曾把腰带勒在脖子上，企图自杀，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黄宗江救下。如今搜索右派，肃反对象首当其冲。他一年前写的《怀古》诗被搜索出来。诗本为宋代诗人陆游之遭遇感叹，但其中有“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气”这样的文字。党认为他想“用这一类恶毒字眼来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一封电报将他从西北戈壁滩召回北京，将右派帽子扣在他头上，送到山西省一个水库工地服苦役去了。
与公刘同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的徐光耀正也没有反党言论。但肃反中审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时，他曾应党组织要求写过一份有关丁玲情况的材料，属“替丁玲翻案”；再是一位老同学曾对他说陈企霞被隔离审查近一年，家庭生活很困难。陈是他们在华北大学文学系学习时的系主任，徐便拿出几百元钱支援陈。这就决定了徐的身份：右派。
用笔名写文章的也难逃罗网。有一天，四川自贡市川剧团党组织接到了上海一家报纸退回的为诗人流沙河鸣不平的两篇稿子。于是党组织着手在剧团内部追查。结果查出用笔名投稿的是九岁登台演戏，十三岁开始发表作品，颇有些天才的魏明伦。本应给他一顶右派帽子。但他才十六岁，未成年，于是党决定：不戴帽子，批判后下放农村。
天津作家何迟写过一个相声段子《统一病》，批评什么都要一刀切，连卖早点、夜宵的铺子，营业时间也得统一。稿子投到《曲艺》杂志，杂志社将稿子寄给中宣部，请党审查。审查结果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何迟成了右派。
四川医学院学生会主席宋乃湘兼任校刊编辑，手头有十余份鸣放期间的同学来稿。都是因版面挤而未及刊登的。那是搜索右派分子的最好材料。可是宋乃湘拒绝交出。他毅然将那批稿件烧毁，保护了那十几个同学，自己则被扣上右派帽，劳改去了。
不过，将稿件退回作者的工作部门，供党委去“搜索”，这并不是报纸、期刊的编辑、记者们做的事，因为他们本人就是被“搜索”的对象。《旅行家》杂志社审查已发表的文章的原稿，发现主编彭子冈“常常在原稿上删减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字句或段落”，“特别强调反映社会的阴暗面”，“毁谤祖国”，“向读者灌输反党毒素”。所以她成了右派。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4/17/n1474345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