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丙午年，距离那场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过去整整一甲子。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五一六通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与《炮打司令部》这些文件的名称，更多只是历史书里的政治名词。但对亲历者来说，那不是几份文件，而是真能颠覆人的命运的东西。
再谈起那个丙午年，在文革中长期遭受政治冲击的老人耿秋雨（化名）接受大纪元专访时感叹：“浑然一梦老将至。”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被普遍视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此后，中共将斗争矛头转向“党内当权派”，红卫兵、破四旧、批斗、武斗等政治运动迅速蔓延，全国陷入持续动荡。这场持续10年的政治运动，后来被中共定性为“十年浩劫”。
516通知就是文革的动员令
60年后的今天，身在贵州的文史学者耿秋雨已步入晚年。他的父亲当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遭到批斗与囚禁。耿秋雨说，1966年同样是丙午年，一个甲子之后，“游园惊梦一样，没做的梦也做过，没感受的都感受了”。
回忆当年，耿秋雨说：“一个是516通知，一个是6月1号《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怎么能不记得？我是经历者。”
《五一六通知》后来被研究者视为文革初期最关键的政治文件之一。耿秋雨说，516通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和“军令”，“很多中共高层当时还不理解发生了什么”。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再后来是聂元梓大字报。“运动掀不起来，就动员红卫兵。老毛八次接见红卫兵，这就天翻地覆了”。
当年就读初中的耿秋雨受到父亲影响，对政治和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并不陌生。他回忆道：“当时彭真（中共的政治人物）被撤职，北京市委也受到冲击，差不多在任的都被打倒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文革领导小组、中央文革、地方文革。后来局势无法控制，又开始派军代表、军宣队，后来军代表撤了以后又变成工宣队、学宣队，就是稳定地方嘛。”
“913事件”以前是文革前半段
耿秋雨年近百岁的父亲耿康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文革在他记忆里，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林彪‘913事件’以前是前半段，‘913事件’以后是后半段。后半段实际上他们开始收了。”
他说，‘913事件’之后，大批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我儿子（耿秋雨）也是那个时候慢慢从乡下被招回来的。他（耿秋雨）913的时候还在乡下”。
1971年9月13日凌晨，时任中共副主席、中共中央接班人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出逃，飞机最终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此后，中共将其定性为“叛党叛国事件”。
很多文革亲历者都把“913事件”视为文革的重要转折点。耿秋雨回忆说，当年大队书记向知青传达林彪事件时说：“林彪叛党我死都想不通。大家睁大眼睛看着他。林彪一天三顿鸡蛋面片，他反什么党？”耿秋雨说，那时他们最大的生活理想，就是“一天能吃三顿鸡蛋面片”。
一位学者22年的狗崽子生涯
文革期间，贵州属于全国武斗与“夺权”较激烈的地区之一。《人民日报》当年曾发表《西南的春雷》，公开支持贵州造反派“夺权”。耿秋雨说，随着林彪事件发生，以及后来“四人帮”被抓，“极左的势力、镇压的势力、民不聊生的势力，就宣告一段”。
耿秋雨还说，自己有“22年的狗崽子生涯”。父亲早在1956年“反胡风”时期就被隔离审查，“那时候不叫牛棚。我才4岁，整天到处找他要生活费”。后来父亲在反右期间被“内控”，从原岗位下放到小学教书，又被安排去修贵阳一处公园，“抬石头、抬砖”。到了文革时期，他父亲被定为“黑帮反革命”“历史反革命”。
“说他攻击江青、攻击领袖，又是读毛主席语录不张嘴、不睁眼，这些东西都说他是反革命。”
“十年浩劫”对中国知识界造成长期冲击。年过七旬的耿秋雨说：“我父亲1966年被送进监狱，一直到1973年才放出来，1978年才平反。在此前整整22年间，他的工资一降再降。从50年代七八十块钱，降到60年最困难的时候才58块钱。行政级别也是一降再降，家里简直不堪回首。”
一个家庭都分成几派
谈到文革中的社会状态，四川自贡92岁的张先生告诉记者，文革造成许多家庭四分五裂：“一个家里都是几派。上学的是一派，父亲当工人是一派，母亲当小干部又是一派。”
张先生批评，毛泽东为争夺权力发动文革，后来已无法控制局面。“那场运动全国一团糟。1967年至1968年间最严重，很多地方武斗，铁路不走了，工人不上班了，学生不上课了，一切都在闹革命。文攻武卫，搞武斗，红卫兵枪、大刀长矛，后来连自制手枪都有了。”
在他看来，毛泽东看事情闹大了，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当时各地已经形成派性，“乱搞据点”。张先生说：“部队内部真正支持毛泽东这样搞的人，也没几个。”
张先生说：“毛泽东觉得队伍都是从井冈山带下来的，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老帅们差不多都被他收拾了。”
政治运动下的普通人命运
回顾60年前的丙午年，多位受访者都提到，从延安整风、反右到文革，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颠覆了许多普通中国人的命运。
谈到毛泽东晚年的权力结构时，耿康乾告诉记者，某种意义上，造反出身的夺权者最大的隐患，就是别人也可以取而代之。“他的执政合法性就是造反。别人一造反，他也坐不住。”
说到最后，受访者又提起1966年的丙午年。“1966年本身就是丙午年。一个甲子过去了。今年再来。浑然一梦老将至。”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5/15/n1476534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