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靠农民起义起家，然而当中共夺取政权后，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农民被斗、被杀，财富与权利被掠夺。在中国经济成长的近30年来，他们又沦为城市里被压榨的对象。而今“共富2.0”又将隆重登场，他们能否终结党的棋子与牺牲品的角色轮回？
文革时期 （1966～1976）人性与文化的浩劫
毛误判国际形势，在国内发动一连串政治运动，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严重衰退。毛在压力下被迫认错并交出权力，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接手善后。刘邓改变毛的极端做法，部分恢复了“大跃进”之前的制度，要求人民公社退还农民的自留地、农具牲畜和房屋财产，同时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试图借此解决经济危机。
毛为了夺回权力，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简称“文革”）。这场持续十年的浩劫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破坏与其后续的影响，历来已有大量的学术专著、影视记录片和各类文学创作等作品，就各个层面进行探讨。在此仅仅聚焦在农民当时的处境，呈现的只是悲惨世界中的沧海一粟。
惨绝人寰的酷刑与屠杀
造反的各派红卫兵为了夺权而持械互斗，暴力与恐怖很快就在各地蔓延，全国陷入无政府的准内战状态。此时只要出现类似“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这样的谣言，农村里首先遭殃的，就是在土改、大饥荒时侥幸活下来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有些地区的农民会私设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以集会公审的形式，对他们怀疑的对象进行逮捕、任意判处并执行死刑；有些地方的农民则连先开会批斗一番的形式都省了，直接将人从家里拉去处决。
城里一个记者下乡插队，和农民一起工作生活。后来他提及一段亲眼目睹的经历：农民们白天在田里干活，言谈举止一如往常，和记者有说有笑。到了晚上，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农具，例如棍棒、铁锹、锄头等等，将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地富分子拖到广场上，用手上的工具将人活活打死，此时这些农民的面目表情判若两人。
嫁给地主的贫农和他们的子女亦无法幸免于难。在偏僻地区的一位小学女教师嫁给一位男教师，二人生了三名子女。只因为男主人被划定为地主出身。每当政治运动来袭时，他们依旧成为首先被抛出祭旗的目标。
男教师在前一天就被带走了，出身贫农的女教师也在隔天深夜被破门带走，连睡梦中的小孩也不放过。一家五口连同其他13名也被绑着的地富子女，被一群民兵押着，驱赶到郊外的山区，直到带队的书记下令众人停下为止。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的死刑”，接着便开始点名执行处决。
“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一个外国记者在1980年问邓小平这个问题。邓的回答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
中共军头叶剑英曾在一次高层的内部会议中，披露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及死亡的人数，其中在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120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外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约55.7万人失踪。后来的总理胡耀邦也曾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亿人受到株连。
1984年中共中央公布“重新”统计的数据结果：420多万人被关押审查、超过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13.5万人被处死、武斗死亡超过23.7万人、超过703万人伤残、超过7.1万个家庭全毁。专家根据中国县志的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在773万人。
幸存的农民依旧是农奴
毛利用红卫兵造反来打倒对手、夺回权力后，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失去了利用价值，便被卸磨杀驴，弥漫在农村的恐怖气氛才逐渐消散，农民回到原本奴隶般的生活，庆幸着自己又逃过一劫。
人民公社虽然归还农民自留地和房子，农民还是不能在自留地上自由耕种，只能从事中共“提倡”的行为，例如养鸡养猪。这些牲畜当然不是要给农民加菜或卖钱来增加收入的，而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要让农民养大养肥后，无偿贡献给中共。
假如农民胆敢私下从事种植，哪怕只是在房子旁种菜来吃，都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例如1972年一位老农妇在房子前的空地种了一柱苦瓜，结果被勒令拔除，还被罚款5角钱（人民币，下同）。当时的工资水准，一个成年男性从早到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12小时，一天也就8分钱，而一个女性在相同的工作时数下，是4分8厘钱，如此算来，这笔罚款就等于一个农夫工作一星期，或一个农妇工作11天的代价。
而且还幸亏这位老人是贫农，最后只有罚款了事，若是所谓的阶级敌人，轻则游街批斗，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就被打死打残了。
农民为生产队工作一整年，年底才能获得微薄的代价，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工分任由干部计算，农民基本上不敢有任何异议。
文革时期 （1966～1976）人性与文化的浩劫
毛误判国际形势，在国内发动一连串政治运动，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严重衰退。毛在压力下被迫认错并交出权力，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接手善后。刘邓改变毛的极端做法，部分恢复了“大跃进”之前的制度，要求人民公社退还农民的自留地、农具牲畜和房屋财产，同时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试图借此解决经济危机。
毛为了夺回权力，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简称“文革”）。这场持续十年的浩劫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破坏与其后续的影响，历来已有大量的学术专著、影视记录片和各类文学创作等作品，就各个层面进行探讨。在此仅仅聚焦在农民当时的处境，呈现的只是悲惨世界中的沧海一粟。
惨绝人寰的酷刑与屠杀
造反的各派红卫兵为了夺权而持械互斗，暴力与恐怖很快就在各地蔓延，全国陷入无政府的准内战状态。此时只要出现类似“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这样的谣言，农村里首先遭殃的，就是在土改、大饥荒时侥幸活下来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有些地区的农民会私设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以集会公审的形式，对他们怀疑的对象进行逮捕、任意判处并执行死刑；有些地方的农民则连先开会批斗一番的形式都省了，直接将人从家里拉去处决。
城里一个记者下乡插队，和农民一起工作生活。后来他提及一段亲眼目睹的经历：农民们白天在田里干活，言谈举止一如往常，和记者有说有笑。到了晚上，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农具，例如棍棒、铁锹、锄头等等，将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地富分子拖到广场上，用手上的工具将人活活打死，此时这些农民的面目表情判若两人。
嫁给地主的贫农和他们的子女亦无法幸免于难。在偏僻地区的一位小学女教师嫁给一位男教师，二人生了三名子女。只因为男主人被划定为地主出身。每当政治运动来袭时，他们依旧成为首先被抛出祭旗的目标。
男教师在前一天就被带走了，出身贫农的女教师也在隔天深夜被破门带走，连睡梦中的小孩也不放过。一家五口连同其他13名也被绑着的地富子女，被一群民兵押着，驱赶到郊外的山区，直到带队的书记下令众人停下为止。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的死刑”，接着便开始点名执行处决。
“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一个外国记者在1980年问邓小平这个问题。邓的回答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
中共军头叶剑英曾在一次高层的内部会议中，披露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及死亡的人数，其中在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120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外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约55.7万人失踪。后来的总理胡耀邦也曾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亿人受到株连。
1984年中共中央公布“重新”统计的数据结果：420多万人被关押审查、超过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13.5万人被处死、武斗死亡超过23.7万人、超过703万人伤残、超过7.1万个家庭全毁。专家根据中国县志的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在773万人。
幸存的农民依旧是农奴
毛利用红卫兵造反来打倒对手、夺回权力后，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失去了利用价值，便被卸磨杀驴，弥漫在农村的恐怖气氛才逐渐消散，农民回到原本奴隶般的生活，庆幸着自己又逃过一劫。
人民公社虽然归还农民自留地和房子，农民还是不能在自留地上自由耕种，只能从事中共“提倡”的行为，例如养鸡养猪。这些牲畜当然不是要给农民加菜或卖钱来增加收入的，而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要让农民养大养肥后，无偿贡献给中共。
假如农民胆敢私下从事种植，哪怕只是在房子旁种菜来吃，都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例如1972年一位老农妇在房子前的空地种了一柱苦瓜，结果被勒令拔除，还被罚款5角钱（人民币，下同）。当时的工资水准，一个成年男性从早到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12小时，一天也就8分钱，而一个女性在相同的工作时数下，是4分8厘钱，如此算来，这笔罚款就等于一个农夫工作一星期，或一个农妇工作11天的代价。
而且还幸亏这位老人是贫农，最后只有罚款了事，若是所谓的阶级敌人，轻则游街批斗，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就被打死打残了。
农民为生产队工作一整年，年底才能获得微薄的代价，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工分任由干部计算，农民基本上不敢有任何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