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类辑录方式整理敦煌文学作品，在敦煌文献整理中开始最早，成果也最多，已正式出版的整理本不下数十种。本文拟就敦煌诗、词、赋和变文等不同体裁，选择其标志性成果予以评介，并对相关的学术进程做一个简要的勾勒。王重民《补全唐诗》 《补全唐诗》初刊於《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1963年），後收作《全唐诗外编》第一编（中华书局，1982年）；《补全唐诗拾遗》初刊於《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四期，後收入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拾遗》以《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初刊於《文物资料丛刊》第一期，1977年；後收作《全唐诗外编》第二编）为基础，由刘脩业整理完成。《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所收《补全唐诗》校订本，是上述成果的最终结集。
王重民是最早有计划地从事敦煌唐诗辑录的学者，据《补全唐诗·序言》，他计划中的《补全唐诗》全稿凡三卷：卷一均有作者姓氏，专补《全唐诗》；卷二均失作者姓氏，残诗集依集编次，单篇作品依诗编次；卷三为敦煌人作品。从《补全唐诗》及《拾遗》看，其辑录、考辨工作极为审慎，以此为代表的初步成果，至今仍不失为敦煌诗歌辑校的典范之作。但与他的整体构想尚相距甚远。首先，《补全唐诗》收作者50人（其中19人不见於《全唐诗》）诗104首，其内容仅相当於他计划中卷一“均有作者姓氏，专补《全唐诗》”的部分。《补全唐诗拾遗》按照凡三卷的格局编次，收诗127首，远非佚诗的全貌，绝大多数诗集写卷都未经全面整理。其次，大量见於《全唐诗》的非佚诗，还未经一一查证，校勘工作实际上“只作了一小部分”，而且一直未见发表。再次，敦煌遗书中大量单篇诗歌及僧俗杂写中的零篇短章，都未作全面的清理，《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等揭示的尚属少数。此外，在具体写卷的考订、诗作的校勘上，还存在相当严重的遗漏、错录、误校，有待进一步的校订。
《补全唐诗》从1954年完成初稿，1963年正式发表，经历了一个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收入《全唐诗补编》的校订本主要吸收了潘重规《补全唐诗新校》（1981年）、项楚《补全唐诗二种续校》（1983年）、蒋礼鸿《补全唐诗补校》（1985年）和拙作《王重民补全唐诗二种校补》（1993年）等的校勘成果。现在看来，校订本《补全唐诗》及《拾遗》还存在一些需要订正的错失，如乔备《秋夜巫山》见於《全唐诗》卷882补遗一，未依例出校说明；胡皓名下附录三首，可断定非胡皓之作；李休烈《过王濬墓》二首误排为一首；P.5007《敦煌三首》可与S.6234缀接；列於马云奇名下的十三首诗，除《怀素师草书歌》外，其馀并非马云奇之作。另外，随着敦煌诗歌整理和研究的深入，《补全唐诗·序言》所说“敦煌诗大概都是唐人作品，《全唐诗》已十存八九”的总体概括，已经明确显示出与事实的差距。
《补全唐诗》及《拾遗》只是敦煌诗歌整理的阶段性成果，在《补全唐诗》之後，相继问世的敦煌诗歌整理本主要有巴宙《敦煌韻文集》（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1965年）、黄永武《敦煌的唐诗》（台北洪范书店，1987年）和《敦煌的唐诗续编》（与施淑婷合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敦煌韻文集》和《敦煌僧诗校辑》以题材分类，选辑相关敦煌诗歌及讚颂作品（前者仅限於英藏斯坦因文书），考辨和校录均略欠周详。《敦煌的唐诗》重点不在於诗歌辑佚，主要偏重於非佚诗的校勘。近十多年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集中力量从事敦煌诗歌的辑录和考证，笔者也一直致力於敦煌诗歌的整理，拙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近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 王梵志诗在敦煌诗歌中研究最为深入，海内外先後有多种整理本出版，以《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收诗最全，校勘最精，注释最详明。较早出版的王梵志诗整理本，有法国戴密微《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法兰西学院高等中国学研究所，1982年）和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戴著“引论”部分对王梵志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校录”部分从25件敦煌写本中辑录王梵志诗并译为法文。《校辑》依据28件敦煌写本及唐宋文献，校录王梵志诗348首，并对诗中涉及的部分俗语词、宗教术语作了简略考释。因为《校辑》在校勘、注释方面存在较多的错录和误校，面世之後在学术界引发起对王梵志诗校勘、匡补的热潮。最先发表匡补意见的是海峡两岸两位敦煌学前辈–潘重规先生《简论〈王梵志诗校辑〉》（《中央日报·文艺评论版》第21期，1984年8月16日），周一良先生《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另外，比较集中的校补有项楚《〈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郭在贻《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则全面汇录了学术界对王梵志诗校勘的成果。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提高了王梵志诗整理和研究的水平。
《王梵志诗校注》正式出版之前，曾由《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作为长篇专稿发表。《校注》依据30件敦煌写本王梵志诗集，加上从传世文献中勾稽所得的王梵志佚诗，共辑录王梵志诗390首，厘为七卷。除收诗较《校辑》更为全面（收录了新见的俄藏法忍钞本和被确证为王梵志诗的五言白话诗）外，校勘的凖确和注释的详赡是其最大特点，注释和附按中对王梵志诗所作的推源溯流式的阐释，揭示了王梵志诗的思想渊源和语言流变以及对後世的广泛影响，尤为难得。作者特别指出王梵志诗中存在的他人作品羼入及与他人作品相混的现象，如“前死未长别”为北周释亡名《五盛阴》（《广弘明集》卷30）之改写；《廻波乐》“廻波来（尔）时大贼”改自梁释宝誌《大乘讚十首》之九（《景德传灯录》卷29）；“法性本来长存”改自《大乘讚十首》之三；“大丈夫游荡出三途”抄自禅僧法融的偈颂（《宗镜录》卷19）；“心本无双无隻”出自南朝傅大士《行路难二十篇》序（《善会大士语录》卷3）；“世无百年人”（《云溪友议》卷下《蜀僧喻》引等）与寒山子诗相混（《林间录》卷下）等等，说明“王梵志诗”有作为众多白话诗人作品集合体存在的可能。关於这个问题，作者後来撰有《王梵志诗中的他人作品》一文予以专门考论（《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1995年）。如果以更高的标凖来衡量，《校注》在文字校勘上尚有少量的漏校误校。今天看来，一些原先未公佈的写卷有待补校，如卷三应补校L.1487和L.2871卷，卷四应补校L.1488卷，卷五应补校L.2852卷等。敦煌遗书中的王梵志诗写本包括一卷本、三卷本（两种）、一百一十首本等多个系统，不同系统的写本之间没有重出互见作品，与传世文献中的王梵志诗也无互见重出现象。将仅见於“上中下”三卷本系统的《王梵志诗集》原序，用作全部王梵志诗作品的总序似欠妥，这是现有各整理本一个共同的误解，
与《王梵志诗校注》几乎同时完成的还有台湾学者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6～1987年），《王梵志诗研究》分为绪论篇、研究篇、校注篇三个部分，绪论篇略述王梵志诗研究的成果，重点在对30个王梵志诗写卷的叙录。研究篇着重探讨王梵志的时代、生平和诗歌内容、艺术特色，兼论王梵志诗与後世文学的关係。并就敦煌写本的卷次考察王梵志诗集的系统。校注篇对390首王梵志诗逐一校勘注释，并附录王梵志诗写本照片28件，其中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卷为首次公佈。
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 《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是在作者早先出版的《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研究综合撰写而成，旨在收集敦煌写本中的全部歌辞。全书分为七卷，卷一为杂曲《云谣集杂曲子》33首；卷二为杂曲·隻曲，117首；卷三为杂曲·普通联章，63组399首；卷四为杂曲·重句联章，19组163首；卷五为杂曲·定格联章，32套313首；卷六为杂曲·长篇定格联章，1套134首；卷七为大曲，5套20首；又补遗一卷，收隻曲13首、组曲40首、五七言体9首。共计收录歌辞1241首，附见35首。任半塘先生关於敦煌歌辞的整理研究，在其独到的理论体系之上展开，因此《总编》除了具有敦煌歌辞总集的性质外，“合歌辞与理论於一编”（凡例），兼具敦煌歌辞理论探讨的作用。
关於敦煌歌辞类作品体裁的鉴别和归类，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取向，这从先後出版的有关整理本可见一斑。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0年；1956年修订再版）是最早对敦煌曲子词进行全面整理的作品集，从32件敦煌写本中校录出162首曲子词，与此前所有各种敦煌词辑本一样，收录标凖限於严格意义的曲子词。其後出版的任半塘《敦煌曲初探》（1954年）、《敦煌曲校录》（1955年），直到《总编》（1987年），则始终强调肃清“宋帽唐头”之“唐词”意识，代之以“唐曲子”和“唐大曲”两种名义。其间海外有饶宗颐《敦煌曲》（法国国家科研中心，1971年）出版，在以“敦煌曲与词之起源”为题的“引论”中，对已刊敦煌曲予以订补，探讨敦煌曲的年代、作者问题、词与佛曲关係、词之異名及长短句之成立等问题；“本编”部分在新增曲子、佛曲、歌词及《云谣集杂曲子》等的校录之後，列出联章佛曲集目。饶著对於敦煌曲词体制曲式等的体认，较任著严格，二者关於作品时代的考订分歧较多。取狭义曲子词观念的还有晚於《敦煌歌辞总编》出版的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台北东大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收词176首，比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多收词14首。另外，张璋等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也单列《敦煌词》一卷（该书卷七），主要是综合王重民、任半塘和饶宗颐的成果。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重编的《全唐五代词》，近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以正副编分列的方式处理包括敦煌曲子词在内的界限不明的曲词作品，校勘在严格依据写本的前提下，博采众长，质量较其同名图书有大的提高。
《敦煌歌辞总编》出版後，学术界不断有进一步探讨和校补之作发表，如饶宗颐《云谣集一些问题的检讨》（《明报月刊》1988年6月号），对在英法所藏《云谣集》二种之外另有所谓“伴小娘”本的误说，予以澄清；又如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文史》第35～40辑连载，1992～1994年;後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对《总编》存在的校录错误所作的全面清理。但《匡补》主要采用理校的方式，仍有一些问题未被发现，如《总编》补遗收录刘商《胡笳十八拍》，题下注出自P.2845、P.3812卷，而实际全部文字均据《全唐诗》录入，对敦煌写本未予校录。学术界还应该投入力量，以写本为依据对《总编》作全面再校订。《总编》的另一个缺憾，是对《云谣集》以外的所有歌辞均按照体裁、题材的不同重新归类编排，使一些本为同一写本甚至同一首的作品割裂分居（如《山僧歌》），而且失去了写本中与歌辞传播形态有关的可贵信息，这一点与作者强调敦煌歌辞演艺特徵的本意也不相符。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歌辞总编》似有重编的必要。
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 变文在敦煌文学作品中受学术界关注最多，整理本也最多。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又增订本，1955年）是最早的敦煌变文整理本，而影响最大的则是向达、王重民等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敦煌变文集》出版之後，学术界不断发表有关的续校补校论著，主要有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新二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年）、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年），以及大量的单篇论文如五六十年代徐震堮（《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1期；《敦煌变文集校记再补》，《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2期）、蒋礼鸿（《敦煌变文集校记录略》，《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和八十年代以後郭在贻、项楚等的一系列论文。另外新见变文的续补有周绍良、白化文等《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选注本则有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等。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是在以上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具有集大成意义的敦煌变文整理本。
《敦煌变文校注》所收变文包括《敦煌变文集》的大部分，《变文集》原录78种，其中《下女夫词》、《秋吟》、《搜神记》、《孝子传》四种并非变文，因予以剔除，部分《押座文》、《解座文》作品根据原卷情况作了合并和调整。据俄罗斯、日本和台湾等地所藏补辑变文写本12种，全书共计收录86种，基本囊括了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所有敦煌变文类作品。因为作者长期从事敦煌俗字和俗语词的研究，又有撰著《敦煌变文集校议》的充分的前期凖备，所以《校注》在文字的校订和俗语词的释证上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为学术界提供了凖确可信的文本。但因为本书的注释主要集中於那些“字面生涩而义晦、或字面普通而义别的俗语词”，“其他普通字词及人名典故之类，则一般不予注释”（凡例），也就是说，本书在“校”与“注”两方面是校勘详尽而注释则有所侧重，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注释本。这一点将它与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对读，即可体会得到。《选注》对27篇变文类作品作了详尽的校勘和注释，注释包括了作品本事、俗语词和所涉人物、典故、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更方便一般研究者和普通读者。
就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过多地受到《敦煌变文集》的制约和局限是敦煌变文整理中的一个缺憾。一方面，随着学术界对变文等讲唱作品体制的深入研究，应对《变文集》所收作品进行更凖确的分类鉴别；另一方面，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变文集》在文字校勘上有着较多的错失，与其他早期校录本一样，《变文集》还存在着严重的脱离写本迂回理校的情况。《选注》录文以《变文集》为底本，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辨析前人校录错失的篇幅。《校注》除了个别篇目以今人校录本为底本（如《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以潘重规录本为底本）外，大多直接以写本胶片为底本，但也保留《变文集》的所有校记。
伏俊连《敦煌赋校注》 《敦煌赋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汇集44件敦煌写本中的25篇赋体作品，予以校录和注释，除了当时未见的三个俄藏写本未入校外，可以说是收录完整的敦煌赋总集。敦煌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见於《文选》的先唐赋，如张衡《西京赋》、王粲《登楼赋》、成公绥《啸赋》、左思《吴都赋》等；二是唐代文人赋，如见於五卷本《王无功集》的王绩《游北山赋》、《元正赋》、《三月三日赋》，见於《盈川集》的杨炯《浑天赋》，仅见於敦煌写本的刘希夷《死马赋》、高适《双六头赋》、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三是最具特色的敦煌俗赋，如《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二种等。早期关於敦煌赋的整理和刊佈，因为见闻的局限，多为单篇形式。如1910、1911年蒋斧、刘师培为《文选·西京赋》残卷所作题记和提要，1914年叶德辉为《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撰写校记和跋语，刻入《双梅景盦丛书》。此後王重民较集中地对《文选》写本和唐代文人赋作了叙录和整理，如《文选·啸赋》、《王无功集》三赋、高适《双六头赋》、刘希夷《死马赋》等。六十年代，海外学者陈祚龙、饶宗颐分别对王粲《登楼赋》作有校证和研究。八十年代，柴剑虹首次对“江州刺史刘长卿”的《酒赋》（又名《高兴歌》）作了校录。最早的敦煌赋类作品整理本是潘重规《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学报》第11期，1978年），收录先唐赋、俗赋以外的敦煌赋作11篇；此後有张锡厚《敦煌赋集校理》（《文学遗产增刊》第18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发表，较前者多出《死马赋》、《月赋》二篇，此前已分别有王重民（《补全唐诗》）和柴剑虹（《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补录》，《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校录本。
上列潘、张整理本二种均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是第一本以专书形式结集问世的敦煌赋类作品总集。《校注》在前人已有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敦煌写本胶片对原文作了全面认真的校勘，遗憾的是最终以简体字排印出版，使校勘成果不能得到全部反映。《校注》在注释上最见功力，其中除《文选》先唐赋有旧注、敦煌俗赋有今人注本外，大多数作品为首次作注，有相当的难度。注释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成果，徵引繁富，取舍得当，尤其是利用赋体作品的叶韻规律，考辨原文是非，纠正前人误说，补充校注，多有超越前人之处。此书出版後，作者连续发表了多篇补校论文，我们希望《敦煌赋校注》的修订繁体本能够有机会出版。
继《敦煌赋校注》之後出版的有张锡厚《敦煌赋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赋汇》比《校注》多收《恨赋》和《观音证验赋》二种，在已知的28篇敦煌赋中仅缺《吴都赋》（L.1502）一篇，是目前收录最全的敦煌赋集。《赋汇》吸收了《校注》的部分校勘成果，以繁体手抄影印的形式出版，在保持原卷文字凖确性上优於《校注》，但《校注》以全文注释为基础的文字校订和语词释证，则比《赋汇》有明显的优势。
以“赋”为题的敦煌赋类作品，其文体实有大的差别，由此而来的研究方法的差異也应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当中。如敦煌写本《文选》所载先唐赋的整理，应更多地以《文选》为出发点，而不是单个作品。关於敦煌本《文选》，近日有罗国威《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重点在以《文选》的传世善本与敦煌本参校，比勘文字異同优劣。但所收写本尚不全,仅赋类作品即缺《吴都赋》（L.1502）、《恨赋》（S.9504）二篇，对敦煌学界已有的成果也未能作充分的吸纳。另外，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全部《文选》写本影件，并有详细的叙录，对相关研究将大有裨益。
二○○○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