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得到本中华书局民国十六年版的《中华大字典》（四卷本缺一）。翻开《子集》，即是当时（民国四年初版时）大总统袁世凯的题字“后学津梁”，黎元洪的题字“仓许功臣”，及林纾、李家驹、熊希龄、廖平、梁启超、王宠惠、陆费逵、欧阳溥存的序言。其中，有三篇序言均谈到了《康熙字典》的纰缪。
林纾序言：“……但以《道光字典》言之，其校正《康熙字典》，不下二千余条。顾前清爱重祖烈，以为书经钦定，无敢斥驳，遂留其讹谬，以病后人，何其悖也。”
熊希龄序：“……而搜罗较广，条理较密，检索较便者，不能不推《康熙字典》。顾纰缪百出，不适于用，久为世病，一义之释，类引连篇，重要之义，反多阙漏，一音之辨，反切重叠，然如一字而音漪入声，是欲使人明一画之字，而转以十余画之字与音切晦之，其戾于教育原理者甚矣。若夫近世新增之术语，百科之名词，与夫数百年来俗语之迁变，此皆非求之《康熙字典》所能得者也。余尝谓一国文化愈进，其字书辞书，愈益繁多。”
王宠惠序：“……况《康熙字典》，行之已二百余年，则后此所增之名物训诂，亦必俟诸字学家之补辑。顾当前清时代，因系官书，莫敢修正，遂致二百余年后，仍仅有此一书，直至民国成立，偶有一二作者，然简陋殊甚。岂非字学中之憾事耶。试观英国当一千七百五十五年，有负一时盛名之文学博士江生者，始作一字典，去今百六十年，其著作时代，后于《康熙字典》数十年，而英人之继江生而作字典者，殆难更仆而数。无不以订正旧学增益新知为事。且编辑体例有普通专门之分，又有版本大小之异，近更有《奥司佛大字典》，集全国之大学问家，从事于斯者数年，已出数巨册，其余尚在编辑中，将来成书，当有十余巨册，可为世界字典之冠，洵能极字学书之巨观矣。向使英人对于江生之书，如吾国人之对于《康熙字典》，几如金科玉律，一字不能改移，则其文学中用字之错误，已成谬种流传，遑论凡百科学之日新而月异耶。是故字典一书，小之系于字学之进步，大之即关于全国文化思想之发达。用字典者，亦必须具有能用书而不用于书之眼光，始能逐渐改进，驯至与世界争衡也。否则吾国虽有《康熙字典》一书，然二百余年，不能改进，则为书所用，终不能出其范围耳。”
三序中，林序指出《康熙字典》之谬误，熊序稍进一步，至于王序，则直接与同时期之英国字典的编辑情况相对比，更能发人深省。王不愧是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
因此，我不由想到了一件与《康熙字典》有关的文字狱，即王锡侯《字贯》案。此案之始末《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中有详细记载。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1778年），此时距《康熙字典》之出版已六十二年了。江西巡抚海成上奏称，“新昌县民王泷南呈首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与叛逆无异，请究治罪”，而此人“从前因唆讼问徒发配，逃回原籍，经锡侯等首县拿获解配，是以挟仇妄告”。而对照原书查下来，“其序文内颂扬《字典》之下转语果有‘然而贯穿之难也’句，又有‘《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等句”，据此，海成上奏“请旨将王锡侯革去举人”。
谁知乾隆看到此奏折后，因为作者在“凡例”中谈到避讳时，举了康熙、雍正及乾隆的例子，于是龙颜大怒，“及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乃海成仅请革去举人审拟，实大错谬，是何言耶”（《将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严审治罪谕》）。其实，据作者交代，其后刻之书，已经将此都做了改正，而举报者就还是拿了此前所刻来告发的。
于是，王锡侯及其“妻冯氏，子王霖、王□（此字为上“雨”下“澍”打不出）、王霈，媳胡氏、张氏、胡氏，孙王兰飞、王梅飞、王杜飞、王诚飞、王牡飞、王灵飞、王黄飞，弟王景星、王景靖，侄王泷贤、王泷禾、王资生、王贺生、王泷贵”二十一人解京，巡抚海成也被革职治罪。
最后判决的结果如下：
“奉旨：王锡侯着从宽改为斩决，余依次，钦此。”（《王锡侯从宽改为斩决谕》）
“奉旨：海成着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钦此。”（《海成从宽改为斩监候谕》）
“奉旨：王锡侯之子王霖、王□（此字为上“雨”下“澍”打不出）、王霈及伊孙王兰飞、王梅飞、王牡飞、王云飞俱着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至王锡侯之弟王景星、王景靖及伊侄王泷贤、王泷禾、王泷贵、王资生、王贺生俱着加恩宽免。余依议，钦此。”（《王锡侯之子孙从宽改为斩监候谕》）
此外，还有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因“阅看王锡侯《字贯》一书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竟同声附和，有乖大义，应请革职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高晋因失察也“照例降级留任”。
而王锡侯的家产也被变卖充官。其家产计有：
住房十间半连砖瓦基地等项共估值银三十六两六钱
门首空地一片估值银三两二钱
鱼塘一口估值银一两二钱
屋后菜地一块估值银十二两五钱
竹木床桌椅凳架盘桶箱柜、锡铁磁瓦零星物件等项共估值银六两九钱六分一厘
谷一石五斗估值银七钱
小猪一口估值银三钱三分
鸡五只估值银一钱五分（《王锡侯家产估计清单》）
此文字狱，斩九人，革职官员两人，降级一人，牵扯近百人，在清代的文字狱中，应该不算是太大的。而起因仅仅是因为王锡侯认为《康熙字典》使用起来多有不便，所以就自己动手删改《康熙字典》编了本《字贯》，没想到却惹来此灭门大案，甚可痛心！而这还是发生在所谓的康乾盛世！当代之影视界人士，假如在动念拍摄清宫戏之前，能不惮麻烦翻翻《清代文字狱档》，我想，银屏上的清宫戏恐怕会减少许多吧。
由此可知，前面三人在序言中所说非虚。小至一字典，修改尚且如此困难（不容许修改），清廷对文化思想界钳制之紧由此可见一斑。国人不敢有思想，不能有思想，则头脑必将陷入僵化，国家之各项事业，必定失去活力；与此相对应的，是英国人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繁荣，工业革命的发生，又反过来带动了国力之强盛。于是，钳制思想、文化凋零、社会陷入僵化之大清帝国，与思想自由、文化繁荣、工业进步的英美等国，距离是越拉越大，当二者碰撞到一起的时候，鸦片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发生辛亥革命（或其他革命）也就正是当然了。清朝之覆灭，祸根或许早在康乾盛世文字狱盛行之际就已经埋了下去。
由此可见，学术活动之活力来自思想与学术自由。一旦这二者为强权政治所扑杀，则学术活动必将停滞不前。而有此自由在，则学术活动不待政府之推动与支持，自会循其固有之规律向前发展，且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愈来愈强，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华大字典》《辞海》《辞源》《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中国人名大辞典》《教育大辞典》等等高质量的工具书就是明证。学术活动，它既是一朵娇贵的花，也是一朵生命力顽强的花；说它娇贵，是因为一旦缺乏思想与学术自由之空气，它马上就会枯萎；说它顽强，是因为只要有思想与学术自由之充沛空气，则其何惧风霜与雨雪！
二O一一年四月十二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