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十几年前写的一本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唐代诗歌的面貌描述出来，尽量做到符合历史事实。我是从三个方面着眼的，一是展现唐诗发展的过程，它不同时段的特点；二是它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关系，它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三是它艺术上的成就，各个诗人群落、几位主要诗人在艺术上的独特探索。特别是这第三点，使得对于唐诗发展风貌的描述与以往的唐诗研究有了一点不同，例如，提出了杜甫属于由盛唐向中唐过渡的一位诗人，提出了在这个过渡期中，大历诗风的萧索寂寞情调（关于这一点，后来蒋寅先生做了更为深入的、十分精彩的论述），重视李商隐在唐诗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等等。这些描述，是否真的符合于唐诗的史实，当然有待于读者去判断。
对于诗歌发展史的描述，存在着多种可能的视角。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取舍，不同的取舍也就必然的呈现不同的面貌，给出不同的评价。例如，可以从唐诗中读出思潮史，从唐诗中读出风俗史，从唐诗中读出心灵史，从唐诗中读出其时人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趣味所在等等。对于作者与作品的解读，更是存在无数种可能。每一个解读者，都不可避免的会在解读过程中加进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记忆、自己的趣味。我不是说可以离开作品而天马行空构想（此一种之解读法，是存在的），我是说，诗这种文学式样，容量是很大的。它存在巨大的解读空间，有的作者的作品尤其如此。王蒙先生是解李商隐诗的高手。有一次他从李诗说到诗的感情抽象化问题，说：
有的诗有背后，但有的诗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升华出来了。悲哀就是悲哀，可以是为失意而悲哀，为失恋而悲哀，也可以是为老病而悲哀，为离家而悲哀，也可以是为人生中的各种挫折或者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而悲哀，总之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悲哀。
他举出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例子。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同的人都可以从这诗句里进入不同的感情历程。他提出来读诗是要感悟的，不单靠解释。我以为他的说法是深解诗之为诗的真言。我常常看到有人把一首鲜活的很好的诗解死了，解出了一副可厌的面孔。这可能有一个个人爱好的问题，也可能与读诗人的性格有关。有人更理性，什么事都要弄个一清二楚，读诗也就一定要解出个说一不二来。有的人属感情型，浮想联翩，解读时可能更富于弹性。正是由于解读者各各不同，对于诗的理解与评价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部唐诗史，当然也就可能展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我对唐诗的解读，更侧重于它艺术上的成就。我以为，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就没有诗。在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时，我也特别的重视它的艺术特质。我以为，正是艺术的特质，才使它区别于哲学、史学、教育学、经济学等等不同的学科。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古代，学术是不分科的，经史子集，都含有各科的内容。正是主要地借助于艺术特质（或更确切的说：文学特质），才使得文学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但是我的这一观点，未必能为大家所接受。近来有一位先生，在网上发表文章，说我以这一思想写的文学思想史，完全歪曲了我国古代的文学思想。他并且非常的激烈，到处发电子邮件，请大家都去看他批评我的文章，可见他对于以艺术特质去看待我国的古代文学持一种极端反感的态度，以至于需要採取这样一种广泛发动的非常的办法。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去解读唐诗，去解读我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对此一问题的态度，是多元并存，学术研究应该容许持有不同的见解。
我的重视古代文学的艺术特质，只是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点粗浅理解。我国的古代文学传统，大体说来，有重视文学的政教之用的一支，也有独抒个人情怀的一支。无论是政教之用还是独抒情怀，好的作品应具备之一条件，就是感人。陈世骧先生说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是一个抒情的传统。我是同意这一见解的。以情感人，就包含在艺术特质之中。
当然，说它是一个抒情传统，并不是说它与政治、与思潮、与道德等等无关，不是说它与社会功能无关。它既是意识形态之一，也就必然的与上述种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是说它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就是这艺术特质。
文学中的诗，若果离开艺术特质，离开感情，我真不知它会是个什么样子。至少就我国的古代诗歌而言，离开艺术特质，离开感情，诗史不知如何写才好。
这本《唐诗小史》在出版二十年后得以再版，这要感谢百花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刘雁副总编。此书初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印了八千册，现在已很难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存书。百花的朋友们就从网上下载，让我再修订。二十年来，唐诗研究已取得了不少的进展，本应据之进行修改。但考虑再三，还是保持原貌为好。此次只改动了极个别的词语，大概不超过十处。
窗外又是声声爆竹。去年此时，独坐南窗，忽有所感，写了一首小词：
细听爆竹声里，又是春消息。
七十馀载，流光暗换，伴风和雨。
匆匆步履，青灯黄卷，有情难寄。
叹浮生虚度，依然似梦，欲言无语。
如今又是一年！依然是孤灯书卷，依然是满城爆竹。岁月无情，还想做点事，不知还有多少时光，能继续享受孤灯书卷的无穷乐趣。
丁亥年春节记于南开大学之因缘居，时年七十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