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李象润、李靖莉编著的《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考略》一书与读者见面了。这部旨在“把滨州的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宣传振兴，推向科学化的建设和全面繁荣的新轨道”（《后记》）的著作，开拓了当代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新疆域，尤其是其从经典到一般、从现实到浪漫、从陈列到叙述的治学路径与编著体例，对于区域文化学界，“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 王静安 先生遗书序》）。
一、从经典到一般：历史与民俗的双重变奏
当代思想史家葛兆光在其名山之作《中国思想史》中以“一般思想史”取代“经典思想史”的尝试，博得了海内外汉学界的一片喝彩。葛兆光此举发端于其“在过去思想史的‘背景’与‘焦点’之间，加上一层‘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也许思想史会更清楚些、更真实些”（葛兆光《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思想史的写法之一》）的信念。从经典到一般的学术理路，不仅适用于思想史研究，对于当前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创新进程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这种学术思潮下，《考略》一书的横空出世既是“得风气之先”的，又是呼之欲出、众望所归的。对于区域文化的研究而言，将历史与民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疑是“黄金搭档”，本书的尝试代表了国内区域文化研究的先觉。著名文化专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听取编著们的汇报后，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这在全国开创了历史与民俗文化研究学科建设的新方向，值得在全国推广”（《后记》）。以民俗之手去触摸历史，具有“共时性”的民俗将帮助我们逼近历史的真实，打破“经典历史”的艰涩古板，还原“一般历史”的生动活泼；从历史的视角看民俗，具有“历时性”的历史将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以先民的生生不息为题材的波澜壮阔的画卷。在横向上，民俗书写着历史中最富情调的篇章，具有一种“民间灵气”（冯骥才《民间灵气》）的力量；在纵向上，历史观照着民俗，赋予民间文化以虎虎生气，塑造了并且巩固着其中的精神内核。历史与民俗的纵横捭阖、水乳相融滋养了区域文化的百花园。然而，长期以来能够将两者并举研究的学术成果却是凤毛麟角。《考略》一书雅集数十位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领域的精英于一堂，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畅饮历史文化与民俗的文化的佳酿，描绘出了“经典滨州史”的心电图和脉络图——“一般滨州史”，填补了区域文化研究的空白，堪称大手笔和大制作。
在《考略》中，张金路的《孙子兵学思想的民间考察》和吴名岗的《表现古代战争的鲁北大秧歌》，表现了在作为孙子故里的滨州，尚武精神及其衍生出的尊贤尚功、奋发有为的区域文化精神一脉相承。作为“经典”的《孙子兵法》与位居“一般”的民间风俗交相辉映。书中此类文章还有不少，李靖莉、王萍的《黄河三角洲盐业生产史考》和孙锡恩的《盐业生产史话》从盐业生产的角度窥见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读者从中不难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活在历史的快意。与诸多区域文化研究著作相比，《考略》所提供的柳暗花明、拨雾见真的阅读体验弥足珍贵和引人入胜。
二、从现实到浪漫：求证与假设的有机互动
与学院派相比，民间学者的最大优势是善于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获得一种整体性的观感。《考略》一书的突出特色便是熔铸了学院派和民间学者的思想精华于一炉，既体现出了一种学术规范，又在更广阔的天地间激荡着一股学术真气。这种真气绝非虚无缥缈、瞒天过海，而是根植于古今兼容的“通才”襟怀和中外并包的“杂家”视野。国学大师黄侃以“博而能一”（黄侃《黄侃国学讲义录》）四字揭示的治学真谛，在《考略》一书中得到了忠实地传承。
当代学者钱理群提出“以浪漫主义反对爬行现实主义”（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对于推进人文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昭示意义。纵观二十世纪学术史，王国维天才般地“古史新证”，陈寅恪奇迹般地“以诗证史”，都令后学叹为观止。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学风，倒置胡适的名言恰好可以做出诠释，即“小心求证，大胆假设”。由于教育体制的原因，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如此“浪漫”的学风已经几乎在学院派的著作中绝迹；进入九十年代，此种状况虽有改观，但从学院的高墙内迸发出的音符的大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望洋兴叹”。然而，民间的“学术票友”们此时正以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高涨的建设热情、强烈的问题意识、跳跃性和发散式的思维架构以及“十年磨一剑”的扎实学风对诸多困扰学界已久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套用梁启超的话说，他们的成绩“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考略》的主要编著者之一李象润，便是他们中的核心成员。
《考略》中辑录了李象润的五篇文章，上古滨州史是他最关心也是成绩最为卓著的研究领域。他在济南大学徐北文先生大舜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的主要观点和方法（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将徐北文生前悬而未决的大舜“陶河滨”原址锁定在了滨州（《昔大舜“陶河滨”原址考——滨州是远古历史地理文化考》）；进而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指导下，他通过考释周公鼎铭文，为滨州找到了最初的文字记载——“甫古”（即传世文献中的“蒲姑”和“薄姑”），并“以小见大”地写就了东夷兴衰史，同时他借鉴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以“蓟丘”作为突破口研究北京史的经验（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从“营丘”入手，打通了太公封齐前后的历史，完成了属于滨州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齐国建都滨州210年考——诠释西周初年姜太公立国营丘之谜》）。每一步探索都是在“小心求证”的前提下做出的“大胆假设”，每一次成功都是在“大胆假设”的基础上再次进行“小心求证”的结果。从李象润身上，从《考略》书的学术成果中，可以窥测出其“浪漫主义”学风的发荣滋长和蔚为大观。
三、由陈列到叙述：热烈与深沉的“重写”尝试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思和、王晓明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和九十年代李学勤提出的“重写学术史”都曾是学术界内振聋发聩的声音。在“重写历史”的大潮下，“重写地方史”成为落在区域文化研究者们肩上的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考略》无疑可以视作一种“重写滨州史”乃至“重写地方史”的有益尝试。
山东大学郑杰文先生在书中论定：“一般来讲，边缘文化在先进性与早熟性方面往往不及中央文化，但黄河三角洲文化却时时表现出某种先进性和早熟性。”（《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特征》）既然如此，“重写滨州史”便在“重写地方史”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标志意义。《考略》的编著者们选取了将热烈的民俗考察与深沉的历史考释相结合的道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从陈列走向叙述，提升了编著体例的文本境界，使得全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论文集的概念，形成了浑然天成的编著风格。
《考略》以黄河源头沱沱河的洪荒景象作为封面，以现代滨州的民俗风情作为封底，从古至今，一路走来。阅读全书，似读万卷书，更似行万里路。“该书从选篇布局到装祯设计都独具匠心，书法、篆刻、图版点缀其间，尤其通过选录的古诗词赋，沟通古今，蔚为大观。”（《前言》）全书分为“综论”、“历史”、“人物”、“民俗”和“附录”五大篇章，各有侧重，亦不乏相互照应，对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精神实质的探索贯穿始终。这种精神实质是孕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在浩荡入海时展现出来的勃勃生机，这种探索是站在超时代和跨文化的制高点上以崭新的和宏观的学术视角对滨州区域文化进行的“正本清源”式的重新审视。作者们在对“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一曰世界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认识过程中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因此他们不同的笔风不仅没有使全书显得驳杂错乱、支离破碎，反而为叙述的方式创造出了尽可能多的可能性，百川归海，共同服务于“重写滨州史”的主旨。由此，也不难看出编著者们的用心良苦。
诚然，作为一部尝试之作，《考略》不乏稚嫩之处。但是，编著者们所做出的开拓区域文化研究的新疆域的杰出贡献必将彪炳史册。钟敬文先生曾经预测：“历史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正在形成一种趋势”。（钟敬文《略谈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合作研究——晁福林著〈先秦民俗史〉序》）我们希望，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的研究者们以及当代中国区域文化的研究者们能够“得预于此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携手迎来区域文化学界的春天硕果。
（《滨州历史与民俗文化考略》，李象润、李靖莉编著，黄河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三班）